经济类经典文章及讨论

空之云

感悟——我本科四年的学术生涯 ZZ 作者:洪昊　　发表时间:2002年5月11日 23:28 感悟——我本科四年的学术生涯转载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论坛其实我在浙大经济学院的这四年中，由于高考没考好（生病了，同时考试时天气太热，因此在37摄氏度的气温下，我如何能够拿到高分，考得好也！可能在北大物理系了，那也不是现在的我了！），父母给我填的志愿，就落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原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在浙大四校合并后统一组成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在大一上的时候，玩了半年电脑游戏，结果成绩还是全班第一，顿时感到空虚和无味！大一下开始学日语，由于怕把英语荒废，最后只能把日语放弃了！大二的时候，认识师兄黄毅，那时是他和我说高级经济学就是应用数学，顿时让我觉得自己在经济学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于是，在大二和大三，我本科课程没听多少，却旁听了经济系硕士生课程：（还包括在导师给我们学生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中自己选读文献，现在浙大也可以看到近期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期刊和主流经济学的英文原版教科书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数学系本科和硕士生课程：动态规划、数理统计、实分析、泛函分析、随机过程，自学完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的部分课程（主要是从师兄黄毅这儿要来了一大堆原版书、文献、笔记、讲义和习题）：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到底是中级还是高级，国内翻译方法不同，反正是advanced的，基本上是微观I（Varian）、II（Mas-Collel， Whinston and Green）、宏观I（Romer）、II（Sargent）等主流经济学的统一教材]、经济数学分析（Sydsaeter）、动态宏观经济理论（Turnovsky）、经济动态递归方法（Lucas，Stokey）、博弈论（Rubinstein） 、确定性和随机最优化（Kamien，Schwartz） 、经济计量分析（Greene） 、时间序列分析（Hamilton），这些课程对我的帮助是使我能够基本把主流经济学的文献读下来。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打下了我的数学基础，但是由于学习的路径是自己选择的，因此避免不了用数学功底冲经济理论的弊端（其实，留美经济学会的很多牛人都是从数学系转过去的，因此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围绕经济学所要求的主要数学进行干中学的，现在的数学功底应该说和数学系科班出身的硕士自然有一段距离。总的感觉，应用数学方面（这方面可以借助MATLAB、SAS、SPSS、STATIC等数理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偏重于优化理论，也部分包括Chaotic System。）可以得心应手，但是在理论数学方面（泛函、拓朴）只能说是会使用，而不能说是在构建模型方面得心应手(现在不选择搞数学学派的原因是在大四的时候和田国强教授谈过并看了他的文章，感觉到没有数学系七年的功底是很难在这个领域立足的)。由于，当时缺乏经济学问题性和对真实世界关怀方面的学习，因此在大三时，当周其仁老师来浙大讲授新制度经济学导论的时候，我老是觉得脑子转不过来（因为被数学的思维方式局限了），因此当时只能用理论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我过去的强项）来挑战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经过三个月的思考，我终于接受了周老师的观点，学会了问题性！当汪丁丁老师来的时候，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了他的大部分书，同时在他身体好转后（因为丁丁老师开始来浙大的时候由于水土不服生病了），与几位师兄师姐还有叶航老师，和丁丁老师一起去杭州的云栖竹径游玩。（丁丁老师认为只有瑞士的森林公园才能与此景媲美。）在五云山脚下，吃着西湖藕粉，共谈学术，使我对学术的信仰和感悟加深了，同时感到了学者之间的讨论是一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我治学的态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丁丁老师的看法，我有一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更感觉到丁丁老师像天上的游龙一样，洒脱而神秘！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感悟[对于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从一个小问题出发，来阐述一个大道理，重点在于解释世界，完善原有的理论。其步骤主要分为：（1）在对真实世界（Real World）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出一些比较特殊且具有普遍性的现象（Story）。（2）从现象出发，提炼出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或不能很好解释的问题（Issue）。在这两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十分特殊且没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应该被排除。（3）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判断，并对现象中的因果关系，用逻辑性的语言进行描述。（4）提取导致该现象的至关重要的变量，并选择合适的数学工具描述现象中的逻辑性，从而证明自己的判断，并提出相关结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所选择数学工具的逻辑体系和现象中的逻辑性总会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我们往往要用几套解释重点和力度不同的数学工具来解释现象中的逻辑性，较普遍的有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的合用等。（5）选择合适的数据，对结论进行检验。从该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问题性和逻辑性是经济学研究必备的。]和对经济学家素质的感悟[我把一个经济学家的素质分为四点：1、敏锐的问题性（可在周其仁老师处学到）2、逻辑性（这取决于数学功底和个人的逻辑分析能力）3、对于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积累（汪丁丁老师在这方面是你的助手）4、一流的口才（Communication Skill）。]，我主要是从见了周，汪两位老师开始感悟到的。从周老师这里学到了问题性，使我懂得了如何问问题和如何从别人的presentation中听出问题，在汪老师这里感悟到了学者自由的个性和学术的宏伟。同时，在中心参加夏令营的时候，我看到了林毅夫老师，平心乔老师等中心的老师把学术当成一生追求的事业，不为名利，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这使我感悟很深！由于在presentation的前一天北京申奥成功，太高兴了，因此多喝了两杯，造成了第二天presentation的时候，身体不适，头昏脑胀，精神不振，无法发挥自己正常的水平，我最终还是和中心无缘。但是，在presentation中虽然被问倒了，却使我认识到了真实世界提炼出来的逻辑性与模型所能表述的逻辑性之间的差距，感到了数学工具的局限性！因为我当时能把模型讲下来，但模型背后所描述的从真实世界提炼出来的逻辑性却由于身体原因没能讲清楚！（其实，丁丁老师早和我说过了，搞系统控制理论已经过时了，主流经济学现在只剩几个人看中这个领域，基本已经被淘汰了，他当年在中科院数学所在这个领域学了两年，后来才觉得这方面没有发展前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应用数学分析和调查统计的重要性，因此出国转学了经济学！因为所谓动态最优控制只能在倒推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但是真实世界又如何倒退呢，而当前提假设中的环境变量跟着控制变量一起动时，就有可能出现 Color Chaos，国外的桑塔菲研究所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人终究不是上帝，不可能通过过去而控制未来，因为不可观测的因素和被忽略掉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太多了。因此宏观经济学现在偏重于对其微观基础和组织结构的研究，主流经济学更偏重于对问题的经济解释、实证分析和交叉学科！）其实，我被问倒的次数已经有很多了，当年在周老师这里，由于上手就讲数学模型的构建，因此跟本没有讲出问题在哪里，同时由于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关怀，因此现象肯定描述不清楚，结果一张嘴就被问倒了！第二次拉了一个同学一起到周老师那里去，总算那位同学还能把现象基本讲清楚，但还是在问题性这儿卡住了！和师兄黄毅合作的《农地》系列，由于缺乏问题性，因此在中心的presentation中基本上讲了一分钟就被问倒了（后来该文的英文版也被cancel了）。在中心讲《计算机软件侵权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能把故事，问题和判断讲清楚了，不过问题仍出在对真实世界的逻辑性没有提炼清楚！直到前些日子在复旦大学的劳动经济学Seminar中，我从新恢复了信心，把我的毕业论文——《计算机软件侵权问题》的修改稿做了一个presentation（经过不断的努力,我的表达能力也不断地提高），基本上已经能够讲到模型的构架这一部了，但是由于缺乏微观数据，本文的最大问题是对软件市场，软件产品和软件消费者的分类（国内分类问题搞得最清楚的应该是中心的陈平教授，毕竟受过物理学良好的训练，去年他来浙大的时候与他有一面之缘。），因此，只有在对这一领域做相关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能针对一类软件产品做出相应的分析！我认为学术需要交流，在学知识的时候，不要怕丢面子，在seminar中做presentation，一开始肯定会被问倒。但是当思维进行不断的训练，最终如果有一篇paper能够提炼清楚，没有被问倒，那就已经是一篇成功的paper了。我向来是以这样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所以需要有一批具有相当水平和知识背景的人形成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组成一个自由且没有话语霸权的group，在不断思辩的过程****同进步。国外的working shop就是这样把一流经济学的人才训练出来的！上个月去复旦大学，感觉到其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的group在几个博士生的带领下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学术气氛也非常好，这使我感到了当我重新回到浙大的时候，希望能够带出一批水平相当的学生来，建一个group，把学术讨论的水平和气氛搞上去。在大二时，我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是与学长们一起创办了浙江大学学生经济学会学报，并担任主编。通过了近两年的努力，我们将该报发展成为浙江大学优秀学生刊物，而我们的经济学会也成为了浙江大学的十佳学生社团。同时，通过建立该刊物的网页http://hh98.go.163.com，我们加强了与兄弟院校的联系与合作。这一系列的努力使我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在大三的时候，我和几个学长建立了一个名为“泽思”的group，希望借此来活跃学术讨论的气氛，同时我在学生经济学会中担任带新的工作，希望把学弟学妹们引入经济学学术的殿堂，但是终究因为每个人知识背景和人生取向的不同，在学术讨论中发言的水平参差不齐，而在带新的工作中由于很多同学是为了赚钱才来学经济学的，因此根本对搞学术研究不感兴趣，这使我感觉到了原来我们才是弱势群体！）总的感觉是跌到了，爬起来才能有所收获，才能迎接新的挑战！学贵于每日都有所得！同时由于接触了这些老师，我对文献阅读的口味和听讲座的品位越来越高了，现在主要集中看一些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期刊（如AER、ECONOMETRICA和QJE等），讲座也主要听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由于就业等问题，这两年进入经济学类学科进行学习的学生多半是为了找一份与本专业相关的好工作，因此，人心浮躁，今年浙大招的研究生基本都有此倾向。可能浙大从柯荣住师兄开始传下来的学生学术科研的气氛要失传了，学生经济学会和经济学研究生会，也可能要从实务和学术科研两方面开始分流了！不知道北京现在的情况如何！）在大四的那年中，由于赶着要出国（但是自从9.11之后基本感到是要看看形势再走了），而且由于平时学术搞得太多英语有些荒废，我着重补了英语，由于平时的思维习惯问题，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坐下来死记硬背单词的人，因此，考GRE等于是去放水，只在考前背了6个小时GT联盟上近一个月词汇部分的答案，没有做过其它任何练习和背过单词，就去考试，结果马马虎虎考了2100！今天刚考完托福！过些日子，可能还要去读雅思。这只是感悟人生，否则人生不完整（新东方熏陶的）！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和调查统计部工作，因为由于缺乏微观数据，我们搞经济学的人似乎是背了一包工具而没找到素材，这样是不可能完成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的！因此，我对能提供微观数据给做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方便的工作者，是十分欣赏的！由于。我个人认为中国学者做中国问题，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很好地提炼其中的问题性和逻辑性，还是相对有比较优势的（从中心得到的感悟）！因为做其他领域在国外势必有很多人在研究，在国内的学者必须融入那个圈子，并很有可能得不到那个圈子里的绝对优势，因为先入为主！同时凡是那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的，都基本是开创了某一个领域，并在该领域有独到建树的学者。因此，用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分析中国问题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国内统计的滞后性，造成了我们虽然学到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是却无用武之地。因为仅靠统计年鉴上的一些数据，且不说其可信度到底有多少，由于中国大多数省份都处于制度变迁中，因此如关系资本、权力资本和制度变量等众多不可测变量占了主要地位，因此，依靠理论和计量的规范分析，势必起不了太大作用。中国只有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少数几个省，由于现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测变量的影响比重较小，因此才能作规范分析。由于现在讲究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整体宏观数据上进行判断势必产生较大的误差。在国外有专门的数据公司整理统计数据，经济学家可以向他们购买数据，以满足研究的需要。而国内的这些数据主要掌握在一些所谓的内部人事手中，因此由于统计数据的不开放和不足，造成了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极大困难。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能把浙江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做规范的整理，以为做进一步规范的分析和研究打好基础！总之，本科四年，我觉得过得非常充实（也拿了一堆不痛不痒的奖和科研经费），可以说是继浙大柯荣住师兄之后，混得比较有个性的学生之一！在这四年中，我知识面和学术功底的积累离不开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心周其仁教授和汪丁丁教授，还有浙大的史晋川教授、张旭昆教授、金祥荣教授、罗卫东教授、汪斌教授、陈凌教授、叶航副教授、郑勇军副教授和周诚副教授，在他们的教育下我收益匪浅！同时还要感谢师兄柯荣住、黄毅、潘士远和岑岭，师姐叶敏在我经济学学习，数学学习和英语学习方面的鞭策和鼓励！最后要感谢的是周又红老师对我人生取向上的教诲！接下来，我可能在职回浙大继续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业，计算机可能要去考一个程序员级，同时要多学一些社会经验和阅历，这对今后的发展有好处。过两年等形势看好的时候，可能还会去国外看看形势的发展，有机会希望能在国外继续深造！可惜本科四年就缺一个女朋友（可能太专注于学术，被人判定是没有这方面倾向的人）。我对人生的感悟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关键要抓住机会！很多人读书，特别是哲学，读到最后只剩一本《庄子》了，因为该书似乎已经包罗人间万象，讲的是养生之道！我也非常赞同这些观点！人生虽然有很多目标要去争取，但是不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过程和在过程中的感悟。现在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发展！而对于学术的发展，应该是一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之，吾辈还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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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科在美国 ZZ 这篇文章以前GTER也发过，现在再拿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嫌太长，直接看第四部分即可。不过还是推荐大家看一下全文，毕竟是好文章。经济学科在美国 转自：http://www.bbsland.com 经济学科在美国 钱颖一 编者按：不久前本刊编委钱颖一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了题为“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报告。钱颖一于198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耶鲁大学运筹管理科学硕士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开始工作，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任教。以他这样的经历作出的演讲，对于许多希望了解美国经济学科情况的读者，肯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我们将他的报告整理稿经作者本人修改后，刊于本期，以飨读者。 本文将介绍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由于美国代表了目前全世界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前沿，了解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对于如何参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是很有必要的。我介绍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第一，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第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第三，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在欧洲；第四，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事项。 一、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国内的大学通常设经济学院，而美国的大学都是设经济系。经济系通常设在文理学院内（也有少数设在管理学院内的）。文理学院一般分三个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部。国内习惯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统称为文科。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很不一样的。人文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而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在一所大学内，文理学院是大学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文理学院的主要教学对象是本科生和博士生，前者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对象，而博士的培养与科研密切相关。所以文理学院是任何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核心。这个核心之外是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的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这些职业学院通常只招研究生（也有例外，特别是工学院）。美国不少大学的管理（商）学院是研究生院，没有本科生。如果本科想念管理（商）的话，可以主修经济学。经济学不仅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而且在一所大学里也是举足轻重的学科。所谓重要是说，相对其它学科而言，它的教授人数比较多，主修的学生也比较多。经济系在文理学院里是大系。相对而言，经济学科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会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学科，这也增强了经济系在整个学校中的地位。 那么，经济系内部又是怎样的呢？在美国，一个系是一个行政单位。虽然经济学科内有多个分学科，但经济系内并不正式划分数研室，只是有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领域”（field），比如，宏观、理论、计量、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等。通常每一个领域每周有一次研讨会（workshop或seminar），请校内和校外的教授来讲论文，比如宏观研讨会、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等等。如果某人经常去某个研讨会，那末他就会被认为是那个领域的了。由于任何人可以参加多个研讨会，他可以同时属于多个领域。 管理（商）学院中的经济学科是怎样的呢？以往美国的商学院以教学为主要任务，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较好的商学院对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一般商学院内设有多个小组（group），如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组织行为、管理、信息技术等。有的商学院里也有经济学小组（economics group），通常远不如经济系的师资力量强，但个别的商学院中的经济组特别强。需要注意的是，商学院中的经济组与有些大学设在商学院中的经济系是不同的，前者面向MBA，后者面向本科生。商学院的某个领域研究好不好，首先看它招不招博士生。商学院的首要任务是培养MBA。培养博士是为教授研究教学提供辅助，优异毕业生则成为师资来源。商学院中的博士班（所有小组累加起来）通常比经济系的小。MBA需要学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因此，商学院中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主，教学注重实用。MBA学生是不同的群体，他们交了很高的学费，是来学技能的。MBA学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你教的不好；而本科生或博士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自己学的不好。因此，对教授来说，教MBA学生要比教本科生、博士生花更多的时间。 比较国内和国外对经济学科内的领域设置，需要特别澄清什么是金融学的问题。我发现国内和国外对金融学（finance）这一领域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国内学生说他是学金融的，到了国外会发现他学的在那里不被称为金融。相反，在国外是学的金融，在国内又可能不叫金融。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仔细地分析。 首先，国内所说的金融是指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是当时的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人民银行说我们是搞金融的，意思是搞货币银行。第二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研究的是国际收支、汇率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凡是以“国际”打头的专业招生分数都非常高的，更不要说加上金融二学了。这两部分合起来是国内所指的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宏观金融”。有趣的是，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叫做finance（金融）。而国外称为finance的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在计划经济下它被称为公司财务。一说公司财务，人们就会把它跟会计联在一起，似乎只是做做表格。之所以应把corporate finance译成公司金融而不译成公司财务，就是因为它的实际内容远远出财务，还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这在计划经济下是没有的；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里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台起来是国外所指finance，即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微观金融”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便清楚了。国内学生说自己是金融专业的，他们指的是宏观金融，但是按国外的说法，这一部分不叫finance（金融），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些领域。国外说的finance（金融），一定指的是微观金融。在美国，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通常设在经济系，而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经济系也会有一些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因为这一领域与微观经济学，特别是产权和激励理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很多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都是经济系毕业的。北京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按照国内的说法当然是学金融的。但是在美国，他们学的就不叫金融了。可见在金融这一领域，国内和国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 讲经济学科设置不能不谈及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我是数学系本科毕业的，后来转学经济学，我想从这个经历谈谈这一关系。数学对经济学非常有用，而且越来越有用，但是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只是经济学的工具，数学与经济学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我们用数学工具帮助做经济学的分析。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但是多数的，主要的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的想法决定一篇文章，而不是数学推导。整体上讲，国内的大学数学水平普遍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大多数大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当差，但是他们的经济学直觉（economic intuition）却很好。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是数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不是科学，而物理是科学。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还是不可相比的，原因是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60年代时经济学家过分乐观，以为有了计量方法，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可以检验了，象物理学了。现在发现并非如此。 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 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和博士生教育，而硕士生教育并不重要。如果说美国的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话，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却已形成一套独特的、逐渐向全世界流传的模式。从课程设置、考试筛选、到论文指导，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的成功使得美国在经济学教育上在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美国模式值得认真研究、借鉴。 1．考大学不报考专业，考博士不报考导师 国内的惯例是考大学报考专业，考博士报考导师。比如，考本科报考国际金融专业，考研究生、博士生报考某某博导的。在美国，考本科不报考专业，考研究生也不报考导师。在美国，本科生考的是学校，本科生招生委员会是全校统一的，有一个校招生办公室。学生入校一年以后，再去选择主修专业（major）。但主修专业并不具体到诸如国际金融、财政学、保险学这样的分学科，而只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等大类中选。 在美国，“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统称。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经济系的研究生教育通常不设硕士项目，只设博士项目，而它们颁发的硕士学位只是通向博士学位过程中的“过程学位”。因此，在研究型大学里没有“考研”、“考博”之分。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助理教授不是国内意义上的“助教”，而是货真价实的“博导”，因为助理教授有资格指导博士论文，一个博士生选择助理教授做论文委员会主席也是可以的。如果一所大学只有学士或硕士学位，那么就不是研究型大学。按国内的说法，只有“博士点”的才是研究型大学。而在美国的非研究型大学里，确实有以硕士为“终极学位”（terminal degree）的经济学硕士项目，要念一、两年。 在美国的大学，报考博士是考这个学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Ph．D．program），既不是考某某专业，也不是考某某人的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考过我的博士，尽管我带过不少博士生。在培养博士的模式上，我们可以拿美国与欧洲做比较。欧洲通常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和我国基本相同。而美国在博士生教育上有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大生产的模式，像批量生产汽车一样，而不是师傅带徒弟的小作坊式的。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欧洲模式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个学生确实很出色，导师的个人关怀可以多些。但是实践证明美国模式，总体上有优越性，好处是博士生前期培养是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保证基本质量，同大批量生产汽车是一个道理。而后期专业定向后又能得到数个教授的个人指导。因此，在美国，报考项目而不报考导师是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的。 2．本科生教育 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一年级实行通才教育，即学生必修公共课如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代表一个受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知识。一年级经济学原理也是作为公共课上的，往往是一个学期，有时是两个学期。二年级选主修专业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修中级宏观、中级微观、计量经济学（包括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完成以后要求修两门领域课，如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一般都是应用性的领域。 本科教育通常分两轨：一是普通轨，一是优等轨（honors）。普通轨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写毕业论文。而优等轨的学生水平较高，要求分数高一些，有时为他们单独开一些课，比如，介于中级微观和高级微观之间的微观经济学。优等轨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他们的论文比较规范，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这是因为他们有一流的经济学家指导做研究，这一点让其它国家较难效仿。其它国家可以把课程开全，开好。但是，指导学生做规范的研究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和俄国的学生在美国学校中，往往课程学得很好，但是开始做研究时常遇到很大困难，觉得无处着手。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在本国受的本科教育中，通常来说，做经济学研究这一部分或是空白的，或是不规范的。 3．博士生教育 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系的博士项目每年招大约20—30名学生。第一年是标准化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每一门课要上一年。这些课程的考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课程结束之后，大约在5月、6月或8月、9月，有一个综合性考试（又称资格考试），考这二门的内容。这是在美国念博士的第一关。一般给两次机会，第一次考不过，还可以考第二次。这将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学习。这是作为一个博士生基本知识的考试，通常得分B以上才能通过。考卷上不写名字只写代号，以保障评卷时没有偏向。考分也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考试是要淘汰人的，有时刷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与此相比，很多欧洲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教育中没有这种考试。第二年选两个领域的专业课，一年后也要考试通过这两个领域。由于是分领域，这一阶段的考试人数就比较少了，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闭卷也可以口试。可以看出，头两年的教育模式是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要求学生在写论文以前都受到一致的基本训练，并达到一个基本的专业标准。 第三年起就要开始写论文了。在美国，学生要找导师，导师也找学生，是“双向选择”，有一个“内部市场”。学生并不是找定一个导师，通常要找三个导师成立论文委员会，当然主席是主要导师。比如你想写一篇理论上借助博弈论工具来研究中国改革的论文，那么你可以找一个研究博弈论的，找一个研究转轨经济学的，再找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这些人的优势，又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搜寻”方式也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惑，有时中国学生不知该怎么办，因为国内那种一个导师对一个学生的关系显得比较简单。 论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理论的（theoretical），一类是实证的（empirical）。你要写理论的，你就必须有新模型、新结果。如果写实证的，你就必须有新数据或新方法、新发现。仅仅是新观点、新思路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具体结果。论文答辩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和国内不太一样。在欧洲和国内，博士论文答辩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要把外面的人请来。这一点美国不一样，没有仪式。重要的是你的导师们决定你能不能答辩，他说你还没准备好，你就不能答辩。有的学校则要先通过“论文预答辩”（thesis proposal）。而论文答辩本身只是个形式，贴个布告，谁爱来谁来。多数情况下除了几位导师以外，没人来。美国的约束机制不是在论文答辩上面。一是靠答辩前导师们的把关，二是靠事后的市场机制，学生毕业求职时，由市场来检验质量。 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已经非常规范了。不管是哪个大学，只要是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课程要求、淘汰机制、论文写作，就其模式而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学校是不一样的。 三、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在欧洲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追溯历史，是在20世纪初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演变过来的。当时美国主流大学（比如东部的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只重视人文知识，并不强调研究。在美国最先开创现代研究生教育的两所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美国的博士教育模式——这里讲的是经济学——与欧洲的就很不同了。但是欧洲也有特例，比如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它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此外，它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亦很有名）。 近年来，欧洲的不少大学在试图改革，向美国模式靠拢。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欧洲大陆两个地方由从美国回去的经济学家办起了“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传统方式，师资主要招聘美国毕业的博士，用英语教学，移植美国的考试、淘汰方式培养经济学博士。欧洲的其它大学中尽管也有归国的留美学生，但由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数不够多，还谈不上在整体上推行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一个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总部所在城市）。拉丰（Jean-Jacque s Laffont）教授在7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后回法国。先是在巴黎大学，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太大。后回到家乡图卢兹，在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内办起一个“特区”，后来发展成为研究所。90年代中，梯若（Jean Tirole）教授辞去MIT的教职加盟拉丰的研究所，大大壮大了其实力。目前它们已有一二十名国际知名的教授，它们培养的博士可以角逐美国的经济学学术职位。它已成为一个受到国际承认的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 另一个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Pompeu Fabra大学。这所大学1990年才建立，几乎与香港科技大同时建立。马斯可莱尔（Andreu Mas-Colell）教授90年代中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后回到故乡主办它的经济系。这个系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学生来自欧洲和拉美各国，用英语教学。这是继图卢兹之后又一个按照美国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办学，并逐渐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的教学研究机构。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也是欧盟所在地）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80年代末德沃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后回到母校创建“欧洲高级经济研究中心”（ECARE），试图在欧洲的首都建立另一个经济学上的图卢兹。经过几年的经营，到90年代中，这个中心已经具有相当实力了，比当时的Pompeu Fabra要强大。但后来，由于几位实力教授相继离开（Erik Berglof去了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Patrick Bolton去了普林斯顿大学；Gerard Roland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实力就大不如前了。这说明，在大学的教学、研究中，教授是最关键的。由于美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资源和最好的研究环境，欧洲的大学还是很难与美国的大学竞争。因此，要在美国以外创办并且维持一个有实力的、受国际承认的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心，并非易事。 四、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事项 中国学生申请出国学习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对经济学有兴趣，有的是为了将来转到工商管理或其他专业，有的只是为了出国。本节谈一谈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知己知彼 每年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经济系收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过去的七、八年间，我在经济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发现每年500份申请表中约有150份是中国学生的。很多学校不招收直接从中国申请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信息不对称。如果某些学校历年连续直接从中国招收学生的话，你就会发现一定是系里有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教授。一个美国教授判断远在中国的学生是很困难的。比如让我来决定一个委内瑞拉的学生是否应被录取，我也很难判断。申请者常感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申请才有效。同样，看申请表的人也感到非常困惑，不知怎么挑选。两边都有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录取的最终决定权在一个由四五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一个数授在百忙之中，看一份申请表不超过几分钟。你可能觉得挺冤枉，准备了这么半天，这么快就看完了。但是没办法，这么多表格，看得很辛苦。 由于现在美国大学中来自中国的教授逐渐增多，因此录取中国学生时，通常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使他们不在招生委员会里。这就需要引起国内申请人的注意。因为这些人对国内学校的情况很清楚，对申请中的技巧也很了解。 2．关于从国内申请 过去几年中，我看过几百份国内来的申请表。我觉得国内学生恐怕过高地估计了GRE分数的重要性。如果GRE分数太差，可能有问题，但是在2000以上就不大说明问题了。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学生的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与GRE分数（如果在2000以上的话）基本无关。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别人不这么看。录取时看的几个分数中，GRE是一个因素，但现在它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远高于其他的国际学生。大学本科成绩（特别是国内名校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硬信息，特别是几门关键课程的成绩，像数学、统计、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等。 推荐信理应是最重要的，但国内的推荐信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内容空洞。无非是说这个学生非常用功，特别聪明，这些词没有什么信息量。具体地描述和比较，往往提供的信息量更大。如果我知道的一位教授写到，“这个学生是五年来我所推荐的所有出国学生中最好的（或第几好的）学生，我过去推荐的学生现在在美国的某某大学学习或工作”，这样的一句话就非常有信息量。 说来奇怪，“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是合有相当多的信息的。而现在有公司专门帮助申请人包装，甚至是一条龙服务，但是从那里出来的东西多是套话，没有什么内容。比如，前两年是说我们家祖宗三代，我爷爷就没赶上上大学，因为是战乱，我父亲没上大学，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只有我才上了大学，到你们大学是我的梦想。这两年又变了，开始先来一段诗，比如海明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信息。我觉得，写个人陈述应简明扼要。你要设身处地想美国人看那么复杂的东西很费劲，也没那么多时间。若你说你是山西考第二名考到北京大学的，美国教授没有概念。若你说你是省里100万考生中的第三名，就清楚多了。除了说高考成绩外，还应谈你在大学的特别经历，以及对今后学习、研究的具体想法。至少要有一、两处闪光点，这样才会引起注意。 这些年的一个事实是，国内的女生申请的成功比例远大于男生。如果从100份申请表中不看性别地挑出五份最好的话，恐怕都会是女生。女生的成绩单、个人陈述各方面往往超过男生。我在这里特别提请男生注意。过去总是说女生只是会考试，做研究就不如男生了。事实上，近几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女生的博士论文水平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过男生。在我看来，这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女生的英语一般较男生好，因此与导师的交流也较畅通，所以在研究上容易上轨道。第二个原因是较深层次的。一些在国内学经济学的男生往往想做大战略、大问题，出国后不容易转变思路，安下心来做具体问题。这不仅浪费了宝贵时间，而且还容易给导师留一些不好的印象。而女生往往一开始就踏踏实实找数据，做模型，论文很快上路，进展也快，自然又给导师留下好印象。加上较高的话言和交流能力，她们在美国找工作时，比中国来的男生就有优势了。 3．关于转学 一般来讲，转学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得到美国教授的新的推荐信。如果继续用国内的老的推荐信，学校就会有所怀疑。中国学生在申请转学时的一大顾虑是担心美国教授因不愿意看到刚来的学生走而不写好的推荐信。因此中国学生很不好意思去找美国教授写信。这是一个错误。一般来说美国教授比较通情达理。你可以提两种理由。一是专业理由，可说自己的研究兴趣与这里教授的强项不太一致。你也可以提个人理由，比如女朋友或男朋友在别的城市。如果是这两种理由，经常数授会说“尽管我很不愿意让你走，但我仍然愿意推荐”。但要注意，如果你想去读顺MBA，作为在学术界工作的教授，是会有点看法的，因为那是“职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而非学术学位。但我很少听说某个数授因不愿意让一个学生走而把他说得不好的。 《比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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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云

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在瑞典是缪达尔。

这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因为它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

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

新制度学派同过去的制度学派一样，内部没有统一的观点，也没有本派的公认领袖人物或最有权威性的著作，该学派的每一个成员的学说几乎都是自成体系的。

新经济学派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了质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例如，加尔布雷思在分析当前美国经济时，就认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众多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市场体系”两大部分构成的“二元体系”。

新制度学派主张必须有一个“信念的解放”，即从正统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制造的“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即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以“公共目标”为衡量尺度的经济学的新观念。

新制度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即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经济中的地位，使得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提出，收入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实现收入均等化，必须从权力均等化开始。

所谓权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业在出售或买进产品时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使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同。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说，应当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情况而实行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政府应当对大企业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它们利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小企业，则不应当采取价格管制的做法，而应当鼓励小企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产品价格的稳定性。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差异缩小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就会减少。

新制度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同时，把实行改革的政治责任放在科学教育界和立法机构的肩上。在它看来，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有助于限制大公司和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改革付诸实施。

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例如，它注意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派所不注意或有意回避的妇女问题、家务劳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的困境问题等，它较多地揭露了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相勾结的一些情况，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在政治上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实质。

空之云

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诞生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别，重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

制度学派是 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虽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曾把 其理论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著作，但实际上琼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

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的英国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

制度学派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垄断组织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要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大垄断企业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在美国的暴露也更加明显。因此，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有必要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对之进行改良，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

制度学派在美国，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蒙斯，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他们在理论中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凡勃伦甚至还提出了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的设想，即由技术人员来执掌工业大权，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

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它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被用来概括若干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有所相似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蒙斯和米切尔之间，也没有统一的经济观点。他们三人的重要著作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说究竟哪一本著作概括了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而成为本学派的“经典作品”。这种情况是不同于以前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或后来的凯恩斯学派的。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强调非市场因素 (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使社会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方面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批评者，也是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评者。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传统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不同意 十九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总是强调所谓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即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家们根据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政策，即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政策。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和弊端。

制度学派虽然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但它所说的制度、结构的含义极为广泛，其中既包括所有制、分配关系，又包括国家、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它把所有这些制度、结构并列在一起，用以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这样，它实际上抹煞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曲解了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凡勃伦已经去世，但另一些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继续宣传凡勃伦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制度学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米恩斯、伯利、艾尔斯等人。伯利和米恩斯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出版于1932年。它从企业权力结构和掌握权力的人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对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方式变化的作用。

他们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济中将会出现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而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米恩斯和伯利认为，要设法控制公司的活动，使公司的活动置于社会利益之下。这个结论是与凡勃伦的思想基本一致的。

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基础的研究》，着重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演进趋势。他认为，技术进步的本质不在于个人技艺的提高或个人精神的某种表现，而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方面的变化。

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理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集团的出现，所有者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自己的财产而取得惯例的收入等等，都是技术进步、工具变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在这些进步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评价标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有技术专长的人自然要受到社会尊重，传统的特权和地位自然要被人们认为是有害于人类福利的。

艾尔斯的这些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作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往往把艾尔斯看成是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学派之间的过渡人物。

空之云

剑桥学派 剑桥学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庇古、罗伯逊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

又由于其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十九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

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十九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

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在分析的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剑桥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

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

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

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

他还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在货币理论方面，剑桥学派以提出货币数量说的剑桥方程式著称。1917年庇古首先把马歇尔在这方面的论点公式化，以后罗伯逊在1922年出版的《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对剑桥方程式和马歇尔的货币理论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此外，剑桥大学的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均衡价格论”的完全竞争的假定，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企业均衡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但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超脱马歇尔-庇古理论的框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二十年代英国经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1929年爆发空前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严重困境，这使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濒于破产。

面临这一形势，原属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传统理论的姿态，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抨击他称之为“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和理论根据。剑桥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经过修修补补，迄今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空之云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柏姆·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奥地利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例如一杯水对井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产生了价值。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

奥地利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柏姆·巴维克则以现在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

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 奥地利学派全部抹煞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作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学派。

空之云

边际效用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

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

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

边际效用学派在十九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

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

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

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机械总和，认为孤独的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他们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

这样，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所支配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

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边际效用价值论起初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以后被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企图切断商品价值同劳动的联系，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

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

边际效用学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了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

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了。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所谓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著作中都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双方围绕“资本问题”展开的论战，是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的一些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对“边际生产力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空之云

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

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

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该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芒德尔的论点引起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罗伯茨为他拟定减税提案，聘请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

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肯普也在国会内外竭力鼓吹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977年 ，肯普与参议员罗斯联名提出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

在学派形成过程中，有些倡导者如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一些论点和政策上同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人的意见差异很大。因为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的观点比较温和，持折衷论，西方经济学界称他们为温和派，称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为激进派。但后者则自称是供给学派正统派，西方各界通常也把后者作为供给学派的代表。

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

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 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萨伊定律完全正确，凯恩斯定律却是错误的。

吉尔德坚持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拉弗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供给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

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

供给学派着重分析税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效果。他们指出，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在累进税制条件下，边际税率又是关键因素。因为经济主体是否多做工作，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按边际税率纳税后增加的净报酬是否合算。

他们认为税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实现的，税率提高，纳税后净报酬减少。就劳动力看，这意味着休闲对做工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会选择休闲而不去做工，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就资本看，这意味着消费对储蓄和投资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乐意把收入用作消费而不用作储蓄和投资，资本供给就会减少。此外，经济主体为了逃避高税率，还把经济活动从市场转入地下。这些都会使生产要素供给减少，利用效率降低，使生产下降。

供给学派进而分析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税收基础的乘积，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就必然影响税收。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制成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 。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疏。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作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或多或少起着阻碍生产的作用。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有些虽然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因此，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

供给学派虽然同意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和措施上 ，同货币学派大相径庭。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在安排货币收入时，人们就乐意保存货币，不去囤积物资 ，选择生产性投资，不做投机性投资。同时，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何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持必须恢复金本位制。

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各方关注。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货币学派虽然对一些论点表示赞同，但认为它并没有提出有效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结构。进步学者的评论更加尖锐。

评论者都不同意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关于美国税制已经进入禁区的论断，认为缺乏历史和现实的验证 。对于供给学派所说减税不会导致出现财政赤字，即使发生赤字对经济也无任何妨碍，赤字会自行消失的观点，更认为是纯属无稽之谈。

评论者一致指出，降低边际税率是为富人谋利。因为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入阶层多 ，削减社会支出则使低收入阶层直接受到损失。

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 们的任意设计。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制订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法律条例，虽然增加了企业负担，但保护了社会利益。

一些进步学者批评供给学派过分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造成生产过剩危机。他们还反对供给学派把投资不足作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指出70年代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比60年代低。

评论者认为，恢复金本位制将大大缩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指出货币历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1981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问题的“黄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争辩，最后否定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虽然遭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评论，但也给予西方经济思想以有力冲击，对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

供给学派对近几年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1981年 ，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

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象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不久 ，美国经济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又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所以几年来除了几位倡导者仍在宣扬供给学派获得巨大胜利外，信仰和赞赏的已日趋减少。

空之云

重农学派[分享]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它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重农学派在鼎盛时期以“经济学家”称谓。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有人曾认为古尔奈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

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骗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封建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而由古尔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在分析社会财富、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

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 ，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

空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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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敢回Chicago去做一个formal presentation。Chicago的学生没有办公室，如果你不去 找professor的话也就没人找你。 Sloan (MIT):这些年中国学生也不多。MIT的finance并不是很大，但是精英云集。此系的 第一门核心课由Steve Ross来讲。系里牛人甚众，就不列举了，但值得一提的是Sloan的 几个中国教授。一个是王江，应该可以说是中国人里在finance界做的最好的人了。另一 个是潘军，assistant professor,当时去MIT的时候还很轰动，但主要原因是当年MIT招了 3个female professors。另外有一个Andrew Lo，我至今没搞清他的中文名，是个台湾人 ，现在负责系里的research（当然，在外面也有自己的hedge fund)。此人与Campbell和Mackinlay合著的那本The Econometrics in Financial Markets几乎所有finance PhD人手一本。但MIT这两年的placement并不很好（我指的是academia placement，下同 ）。去年毕业的两个Ross的学生，一个做的还不错，却是一个bad presenter；另一个韩 国人，感觉非常一般，而且弄了一个典型的韩国蘑菇头，被认为糟糕已极。 Stanford:特点是系小，但是很精。主要着重在asset pricing方面，系主任Duffie应该是 在asset pricing上顶级的人物，尤其在continuous time方面，所著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几乎是这个方向上的通用教材。另外Singleton等人的affine yield term structure model也以成为该系的标志之一。这些年来，Stanford毕业的人多数的committee都是由Duffie, Singleton & Sargent组成，而且placement普遍不错。但去年Sargent被NYU挖走之后不知道会怎样。Stanford的黄明是一个中国professor，北大毕业的，当年是物理的背景，据说做model的能力极强，一个例子是当初他在Chicago的时候，连Barberis这种人做model都要他来帮忙。也许是因为Stanford研究领域的偏重asset pricing吧，这么多年以来它招的中国人几乎全都有物理背景（黄明，潘军，刘军，戴强。。。），我所见到的物 理背景最弱的是去年毕业的那个王能，他当初在Caltech拿了一个chemical physics/physical chemistry的master。另外没听说过Stanford从中国大陆直接招过人。 Stern (NYU):老牌强系，Stern很大一部分的声誉靠finance来支持。这是全美最大的finance department，全职的professor有四十多人，在各个方向上都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范围一应俱全，几乎涵盖finance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国的professor有戴强和梅剑平。Stern 现在处于一个上升期，据说去年placement是最好的（among all major finance departments）。另外处于纽约也是其天然的一个优势。当初Stern的楼是在Wall Street 里面的，邻居是American Stock Exchange，和整个NYU并不在一起，只是90年代才搬到现 在的位置。Stern系里的气氛很好，一个Chicago毕业的professor说自己毕业刚到Stern的 时候就有感于此。由于系大，所以Stern每年招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两年每年都有6、7个 。招生的时候并不是如Stanford那样强调理科背景（当然并不是忽视），而着重在背景是 否扎实，是否有潜力上。往年Stern的PhD都是要经过面试的，但这两年没有。 Wharton (UPenn):Wharton的名字是再响亮不过了，做为全美最早的b-school，其名声一 直是among the top。但这两年感觉它的在走下坡路，随着老一批牛人如Sandy Grossman 等人连续退休（Grossman 是全力去搞他的hedge fund去了），Wharton有点到了青黄不接 的时候。但据称其junior professors都做的不错而且很有潜力，所以相信它有一天会反弹。Wharton的comps考试是不fail人的，所以学生的压力并不大，这可能也是最近placem ent不好的一个原因。 Wharton的finance系也很大，而且每年发出的offer特别多，前前 后后大概会有十一二个，但由于很多人会被其他top schools抢去（去年至少有一个韩国 人去了Stanford，两个中国人去了Stern)，最终enroll的平均在5个人左右，所以如果有 朋友在它的waiting list上，其实是非常有戏的。中国的professor有夏一红，UCLA Micheal Brennan的学生。 Anderson(UCLA)：Anderson的finance一直都是享有盛誉的，其牛人如Mike Brennan, Eduardo Schwartz及Richard Roll等都是在finance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似乎都担任过AFA的president，前两人几年前去过北大。）UCLA好像这两年结果出的比较晚，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定。去年招了三个学生，有一个是中国人，其余两个是美国人。（很令人惊讶，竟然有如此高的美国人比例。）Brennan和Schwartz基本就算是退休了，六月在罗马还会正式为Brennan举行一个退休仪式，以表彰其对finance领域几十年来杰出的贡献 ，众多牛人都会出席。中国的professor有刘军，现在好像负责招生的工作，原来北大毕 业的，Stanford的PhD。今年的一个毕业生Ashley Wang原来是北大的，Longstaff的学生 ，估计会去UCI。 Yale：许多人都对Yale有所误解，认为其水平不高。实际的情况是，Yale的finance research一直among the tops。在fix income里面极有名气的CIR model中的Ingersoll和 Ross都常年在这里，只是Ross几年前被Sloan挖去了。另外Ingersoll的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原来一直被作为标准的finance教材，直到现在也是一本必不 可少的参考书目。Yale的中国PhD一直很多，今年的第一批offer已经给出，至少有一个是 中国人。中国的professor有陈志武，很强，both in academia and industry，也在搞hedge fund。原来在Yale的还有一个中国professor何华，MIT拿的PhD，做asset pricing的，主要是derivatives，当初在Salomon Brothers做到md，回到academia呆了两年，又被Lehman Brothers请到日本去当research group(can't remember the name exactly)的头去了。 Haas(UCBerkeley)：Berkeley的finance professor不多，但名声都很好，在asset pricing方面似乎更有名气。Mark Rubinstein当初和Cox等人的binomial tree model现在 仍在industry被广泛的用于option pricing，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典范，他的那本optionsmarkets与Hull的那本齐名，在derivatives方面是权威的书目（尤其是在industry及advanced mba level上，包括financial engineering）。Berkeley的另一个优势来源于它的著名的econ department，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岂不浪费？Berkeley finance的placement还可以，今年在job market上的有一个人不错，但不知道最终去那里了。 Columbia：Columbia finance的中国人甚多，而且每年都有。但是Columbia有一个特点： 不喜欢要转校的学生，换句话说，他们喜欢背景比较纯的。这不是空穴来风，是Columbia 的一个professor自己说的，这里就不说明是谁了吧。2000的时候，Columbia从北大统计 系招了一个本科女孩，似乎对于非finance和econ专业而想直接从国内来学finance的人是 一种鼓舞。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女孩在ccer拿了一个双学位。Columbia去年毕业了一个 叫张小燕的(北大经院的)，去了Cornell的Johnson，做的相当不错，毕业之前在JFE发了 一篇paper（coauther with Hodrick?）。今年又有一个中国人毕业(Xing，北大经院的)，好像也不错，去Rice。 Kellogg(Northwestern)：kellogg一直是美国商学院中的佼佼者，本人对其感觉一直很好 ，但说实话，对那里finance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只见过有Jagannathan，就是弄出HJ bound的那位。kellogg各个系的placement一般都很好，但finance这两年不如以往，但鉴 于整个job market形势不乐观，也就不一定能说明什么了。 Harvard：HBS是没有一个PhD program是finance的，但是有business economics，如果你 选的方向是financial economics，其实和其他学校的finance是没有区别的。BE好像没有 中国人在里面，也没有中国professor。BE的placement真是好啊，几乎年年都有人去top schools。看一下BE这些年毕业人的CV，你会发现很多人之前都是在harvard或是其他如mi t等“传统牛校”处拿的学位，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传统。HBS的PhD条件之优厚是没的说了 。免去学费之后每年有两万七八的奖学金，刚入学的时候每人还发一laptop。另外，虽说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但像HBS那样的校园环境确实会让你感到有优越 感。我觉得BE的吸引力不见得比那top5差，从某种程度上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Fuqua(Duke)：Duke被称作南方的Harvard，系里有microstructure上的大牛Pete Kyle， 他的那篇著名的continuous auction是finance PhD必读的paper之一，而且据说每有新一 界学生推他的结果时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篇seminal paper，确实 写的很棒。系里有一个David Hsieh（即“谢”）是香港人，MIT毕业，做asset pricing ，当年在Chicago，后来被Duke挖去。去年有一个中国人，感觉名字应该叫彭玲（没见过 中文），不知道最后去的哪里。今年Duke的offer已经给出了，但没给国内直接申请的，w aiting list上排名靠前的好像也是从美国申请的，其他情况不详。 Simon(Rochester)：Rochester是JFE的老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在finance界的地 位。Simon的学生待遇很好，而且气氛不错，好像这个program也不是很tough。去年Stanf ord的王能和Wharton的张路都去了那里做assistant professor。Simon的申请费很贵，但 好像GRE/GMAT达到一定分数是可以免掉的，不知道这两年是不是仍旧如此。 Johnson(Cornell)：Cornell的finance挺小的，但是去年一下子招了至少3个assistant professors。Cornell的O'Hara是现任的AFA president，老太太感觉挺有风度的。O'Hara是microstructure上的顶级人物，有一本market microstructure theory，挺薄的，不到300页，但写的特好。中国的professor有一个李海涛，yale的PhD。 Michigan：这个学校我是真的不熟悉，只知道finance系内印度人甚众。之所以把它挑进 来而非OSU Fisher是因为其商学院总体水平高一些，名声更盛。（但OSU对JF有很多年的 贡献，似乎更合适。） 以上是我所感觉的top15 finance departments的一些总体情况，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更正 和补充。top15顺序是随意的，不分先后。这里的中文名字多数都是我“音译”的，并且 只有professor或已经毕业PhD的名字，以免给在读的PhD们增添麻烦。遗漏之处我会补充。关于申请。首先说说申请背景的问题。大家普遍的印象是，finance系喜欢招数理背景好的申请者，这一点儿都没错，但不要把这一条强调得太过分。其实看重math/physics背景主要始于90年代。当时随着asset pricing中的derivatives pricing的大行其道，有着坚实math/physics背景的人成为各b-school的宠儿。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期之前都应该算是finance的黄金时期，学术界上代表性的是几位众望所归的金融经济学家先后得到诺奖。modigliani独享85年诺奖，markovitz,miller和sharpe分享了90年诺奖，merton和scholes得了97年的，如果black当年在世的话，也是当仁不让的另一位得主。（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如arrow,debreu,tobin及lucas等人也在financial economics中有开创性的贡献，只不过不完全归为此类而已。）业界的表征是hedge funds的大量涌现以及新的financial instruments的出现和使用。由john meriwether领衔的salomon brothers arbitrage group更可以说是把finance phd及prof们带到industry的先驱者之一。随后wall street各大投行纷纷效仿，一大批phd们成为了trader。89年larry hilibrand的2300万年终bonus是wall street all time legends之一，让业界体会了“智慧的价值”。arbitrage group的这一“dream team”后来搞的LTCM更是传奇，只不过是downside，正应了中国的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个人认为LTCM的倒掉是这几年没有finance牛人得到诺奖的原因之一。虽然可以说derivatives pricing的风潮已经基本过去，但其对于finance领域的影响仍在。对于申请phd的人来说，这一因素是不可不考虑的。最典型的例子是stanford。前文中已经提到，stanford的中国phd们，这么多年来全都是有着深厚数理背景的人（今年又招了三个原来北大的牛人，两数学一物理，一水儿的奥赛金牌，在美国的top univ.）。建议两种人不要申请stanford：一是没有数理背景的；二是从国内申请的。那些math/physics major的朋友们倒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这里。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需要太多fin/econ的知识。（潘军说她当初physics phd毕业之后的最初想法是去wall street工作，但发现好多东西不懂，于是就想“系统的学一下finance”，然后就...）那些fin/econ背景的申请者们用不着担心，其实上面说的是一个特例。总体上，各大finance系固然强调数理背景的重要性，但程度远不及stanford那样。而且，似乎有一个趋势：有着扎实fin/econ背景的人更容易受到青睐。很多人都在讨论工作经验对于申请的影响。对于大多数finance dept.来说，这不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相反的，背景较纯，from school to school的申请者是很受欢迎的。究其原委：第一可能是培养phd的目标函数不同，强调的是academic research；第二可能是因为工作过的人精力容易分散，另外可塑行不强。关于申请程序和材料。各系对于申请材料的处理程序不完全一样，但一般都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phd office的审阅。一般的b-school都会设立一个phd office，掌管全院phd的各项事宜。phd office会进行第一遍也是最粗略的筛选，重要是看你的材料是否齐全，而且是否满足一些最起码的要求。第二个阶段是把材料送交到系里，由finance自己的prof审。每年finance的申请者都是最多的，根据学校不同，top schools一般在200－400人，近两年有强烈的上升趋势。而在申请者中大约有一半是中国人。你想想，这么多人的材料，谁拿到手里不烦哪？！所以这一阶段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一些学校，如chicago，在prof看材料之前会让在读的phd先筛一遍，再给一个大体的rank，你可以认为这是第1.5阶段。第二个阶段结束后，会有一个大体的被录取者名单出来，之后就是第三个阶段，committee的讨论了。基本上在这个阶段，第一批给的offer就会定下来了，waiting list上的人也差不多。然后自然就是正式发出offer的程序了。申请材料的重要程度其实是很难划分的，有的学校尽管会公开自己所认为的各材料的相对重要程度，但在真正审阅的时候并不一定遵从。总的来说是没有一个标准。不过如果你某一个方面的材料极强，那么就很有竞争力了。推荐信：首选自然是找牛人写。去年有人从国内申请的时候用了constantinides的推荐信，在chicago的applicant rank里排得很高；有人拿到fama的推荐信，最终也是offer一大把。另一个很好得选择是找和你要申请的学校有直接关系的人写推荐信。用chicago作例子的话，就应该找从chicago毕业的人；在chicago作visiting scholar的人；自己的同学/导师/coauther现在在chicago作prof的人...注意，推荐信一定要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找个什么“大公司”的老板写是没用的，又不是在申请mba。GPA：至关重要，没什么可说的。Paper：基本没什么大的帮助，除非水平高in English，或是在著名journal发表的。属于intangibles。GRE/GMAT：GRE考完了要申请finance的话还用不用考GMAT？一般我的回答是不用。因为浪费精力，而且用GMAT申请没有优势，why bother then？但这里又出来一个问题：这两年由于ETS风波，有一些学校对于GRE的成绩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明确说明不要GRE机考成绩，这时GMAT似乎就显得必要了。可即便是这样，今年不还是有人GRE机考接近满分而拿到了top school的offer？其实GRE/GMAT对申请的影响真是不大，没有人会对此特别注意，有个差不多的成绩也就行了。但有一点，你的各方面成绩要比较均衡，别GPA3.9而GRE才不到2000；或者反过来GRE2400而GPA才3.0。总的来说，如果你有精力，不妨考个GMAT，否则就用GRE吧，又可用以申请econ，兼容性强。PS：要看自己的造化了。可能有些PS可以借鉴，但不要抄袭。自己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感觉像废话）。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就散着写吧。政治这东西在b-school里其实和任何地方都一样。如果要最终有个好的placement，除去你自身的水平之外，所在的系以及你的导师是谁都有影响。top schools一般都是你来我往。最夸张的说法是mit和harvard的毕业生只不过互换一下，工作就都解决了。而你一旦得罪了系里某个牛人，想拿tenure就千难完万难了。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tradition，尤其在招生和毕业择业的时候，很明显的有着倾向。比如说，有的学校就不喜欢自己的phd去industry。还有的学校就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去作intern。还有的学校就不fail人。还有的...反正说来说去，各系utility functions不一样。闲聊两句econ。princeton的econ是个牛系，这没什么可多说的。该校没有b-school，但econ系里financial economics这一方向上颇强，而且princeton的center of finance应该也算是挂在econ系下面的。另，传统上，chicago和harvard的econ dept.也是很倾向于financial economics的。chicago econ的毕业生有不少去了finance系。但一般这种流动是单向的，很少有finance phd毕业去econ dept.(princeton除外）。去industry。中国人去industry的，科大的人最多，做的也最好，我所知最牛的人现在的收入是千万级的。industry里还有一批math/physics作quant的牛人。（有的学校的physics dept.会有至少一半的中国学生去选fixed income。）waiting list。约等于offer。正如前文所述，各finance系招的人都有很多重合的，所以waiting list上的人极有戏。waiting list是有rank的，rank#1的人跟拿到第一批offer没什么区别。这时的心态一定要平稳。interview。至关重要，成败就此一举了！finance prof要教课，教学任务是很重的。尤其是面对一捆交了大把大把银子来的mba们。据说HBS的prof讨好学生很厉害，动不动就在课上发点儿糖果什么的。（几个HBS的MBA们和我说的。）但一般教phd的课就爽了，如果你愿意，可以猛劲的torture他们。跋本打算6个帖子就收笔的，因为毕达哥拉斯说6是第一个完满之数。可是写来写去，这已经是第8个了。无论如何，这回该收尾了。这个帖子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信息，姑且算为跋罢。国内的金融研究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也有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金融这一行业。但不得不承认，还有很多人对这一领域有着错误的了解。我就因为学金融而曾被某同学称为“一身铜臭”。事实上，financial economist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你如果去industry自然不一样了）。另外，国内对于金融这一学科的限定并不准确，这从专业名称上就可见一斑。“国际金融”，“货币银行”事实上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和金融并不等同。（北大现在改称金融学了吧？）现代金融学时间上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摆脱简单的会计和法律描述而自成一体系的。Markowitz的Portfolio Theory及Modigliani-Miller的MM Propositons的发表可以说是现代金融学开始形成的正式标志。MM Propositions里面所用的no arbitrage argument更是成为了金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Black-Scholes formula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金融学的发展中也吸取了很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比如说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在corporate finance里面有着广泛的讨论。而金融市场也是现实中最趋近于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competitive markets假设的市场，因而自然也吸引了众多经济学的注意。这样一来，金融学和经济学就密不可分了。现代金融学被称为financial economics是合适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金融学已经基本成熟，asset pricing和corporate finance成为了两个基本分支。除此之外microstructure相对比较独立，另外就是近年来兴起的behavioral finance了。研究方法上无外乎theoretical和empirical approaches，experimental倒是不多见。从第一个帖子发出来到现在大概有半个月吧，我一直都惊讶于自己能坚持下来。其间有人把前几篇合到一起，之后删删减减，换了个题目，转到其他的论坛上，最后再转回来。但我看自己就不要掠人之美了吧。之所以发这么多文字，是因为我相信自己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如果对大家有误导，那倒不如不写为妙。感觉上这几个帖子有点儿虎头蛇尾，应该是水平所限。其实finance系里中国的牛人还是很多的，希望自己的这些文字也能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法学院的人申请有一个专门的论坛，供人到那里交流信息，不知道以后finance和economics能不能也仿效一下。题目起的很不好，ddmm这个用语让人看了觉得不舒服，斑竹如果觉得需要的话可以该成“大家”一类的中性词。（但千万别改成什么“排行榜”一类的，误导性太强；更别弄出个“财经学院”，那就应该发到joke板了。）文章发表的时机也不对，应该在8、9月有人开始申请的时候发，但问题是，这么一拖起来，我就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时间和兴趣了。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finance这一领域中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2 17:26:5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