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经典文章及讨论

空之云

数学与经济学 转贴一文（不知以前是否有人贴过？）给将要赴美学经济学的朋友们 （我恐怕是去不了了 ：（）数学与经济 　 整理日期：2002-11-9----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用数学而达到顶级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试成绩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学位后，他认识了戴维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与史德拉（G.J. Stigler）。这三位大师像我一样，十分欣赏该年轻人的良材美质。史德拉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去作博士后的训练，尤其是多学点数学。 ----该青年问史德拉：“数学对经济真的那样重要吗？”史老回应道：“只有疯子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想想吧，当今之世，不用数学而还能在经济学站得住脚的只有高斯、艾智仁与张五常三个人。你认为自己可以挤进去吗？”----自1982年回港任教到这几年在国内的多次讲话中，学生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数学对经济重要吗？每次被问及，我总是想起史老当年的话，但不能借用他的幽默作回应。数学对经济重要，但不像史老说的那样重要。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用数学而达到顶级的成就。撇开我自己不谈，20世纪的经济学大师，不用数学的远不止高斯与艾智仁（其实艾老间中用，很懂得用，但不多用）。----数学对经济的重要性不易解说。因人而异，也因情况而异，没有肯定性的答案。让我试着说说吧。----第一，今天的经济学与40年前的很不一样。今天，懂经济学与懂经济学课程是两回事。是的，今天好些名大学的研究院，没有相当数学基础的学生根本不能上课，或上课而听不懂，老师指定的读物也读不通。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学者对我说，文章若不是满纸方程式，没有学报会收容。对后者我有保留，因为与我同辈的并不认为文章有发表的困难，而数学的成分不需要增加。----无可置疑，后一辈的经济学者发表的文章，其中的数学成分比老一辈的多了很多。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学的知识并没有明显的长进。这两年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元老说起的，那就是20世纪50～70年代时，有新意、有内容的经济思想百花齐放，能人辈出，但自80年代起，新意衰竭、内容空洞，以致后一辈转而多用数学，吹毛求疵地证实老一辈的观点或批评老一辈的错失，又或把老一辈的注脚发挥一下。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年轻一辈的思想内容不足，要以数学方程式来加以掩饰。----自1982年起我身在香港，没有亲历其境地体会到数学代替内容的发展，故不能多说。但传统上，科学发展起伏不一是常有的现象。以经济学而言，19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热闹了半个世纪，其后就再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要不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搞科学方法与货币理论，而60年代又有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参进，经济学可能早就变得怪诞不经。----第二，20世纪60年代我自己还玩一点数学时，一些行内朋友说没有方程式他们不能想经济学的问题。我和另一些朋友正相反，想时不用数学，想通了才考虑用不用数学印证。这是奇怪的分离，很难说哪种想法比较可取。20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是主讲，阿罗（K. Arrow）是评论者。结束后我们一起喝咖啡，他把一张满是方程式的纸交给我，说是我讲话的内容！阿罗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数学经济天才，我说得多快他的方程式就写得多快。要不是见到他表演神功，我不容易相信有内容的学问是可用方程式思想的。----想想吧，数学的本身没有内容，以方程式想经济，内容是要由想者加进去的。阿罗的惊人本领，是把内容加进方程式来想而速度不比我慢！令人沮丧。当时我想，经济要有内容，如果没有阿罗的本领，就不应搞数学经济了。----有趣的是，整个20世纪，我想不到有哪一篇重要的经济学文章是满纸方程式的。就是阿罗与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获诺贝尔奖的文献，方程式也不多。----第三，无论数学用得怎样精彩、深湛，其内容如果不能清楚地以浅白的文字语言说出来，就不是可取的经济学。这里还可以补充：凡是用上模糊不清的术语的分析，皆不可取。很不幸，这类经济分析今天触目皆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思想时不用数学（30岁前后少用，今天不用），但用很多例子。推出了结论，再回头反复思量，要花一段长时日。自己感到满意后才考虑用不用数学加以印证。通常的经验是，如果能用文字写出来而还感满意的话，以数学证实为对差不多是必然的。这是说，想得通透了，以数学印证是多此一举。但在想得不够通透的情况下，数学的用场不小。数学证不出来的往往有问题；数学证明是错的，错。不幸的是，数学证明是对的，不一定对。----第四，一般来说，数学于经济的用场有二：----其一是上面说过的：想不通可以试用数学协助推理。这点在细微而曲折的问题上尤其重要。1973年我因为想不出一个琐碎但可能重要的蜜蜂传播花粉的经济规律，转用数学推理，推不出，请了一位数学专家协助，也推不出。（两年前整理自己的平生论著，竟然找到当年没有发表过的失败文稿，明年结集成书时会放进去，希望将来有人能推出应有的规律。）----其二是有些经济分析非常复杂，所谓有理说不清，而数学可以大幅度地将其简化。是的，数学用得好很有艺术性，漂亮得很。我当年自觉没有这种天分，而选走较有把握的文字路线。这选择主要不是用不用数学或懂不懂数学的决定，而是没有信心能一贯地以数学把分析简化。想不到，今天的发展是以数学把问题复杂化。----关于数学与经济，结论只有两点。第一点是经济推理可以完全不用数学，虽然要掌握边际分析的理念。数学在这方面的协助用途我说过了：因人而异。有些人的推理能力比较弱，数学的帮助大一点；有些人的数学天分比较高，以数学简化问题令人心折。第二点是不管数学用得如何深湛，其内容一定要通过以浅白文字表达出来这一关。算得上是数学家的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 Marshall），过了这一关就把数学分析放进注脚内。30年前我的文字经济分析也做过一重数学“手续”的，但方程式很笨拙，连注脚也不好意思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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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云

Economics和Finance的区别 发信人: phoena (鸟仙人), 信区: EconBiz 标 题: Economics和Finance的区别 发信站: BBS 大话西游站 (Fri Dec 14 19:55:25 2001) 发在别处没人理,只好到这里请教内行人了 以下部分摘自钱颖一教授在北大经济学院的报告,出自bbs.mit. edu,转载未经许可.我想足以说明Economics和Finance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个比较迷 惑的问题.另外关于Accounting和Finance之间的关系,还请高人出手. ...... 管理（商）学院中的经济学科是怎样的呢？以往美国的商学院以教学为主要任务， 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较好的商学院对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一般商学院内设有多个 小组（group），如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组织行为、管理、信息技术等。有的 商学院里也有经济学小组（economics group），通常远不如经济系的师资力量强 ，但个别的商学院中的经济组特别强。需要注意的是，商学院中的经济组与有些大 学设在商学院中的经济系是不同的，前者面向MBA，后者面向本科生。商学院的某 个领域研究好不好，首先看它招不招博士生。商学院的首要任务是培养MBA。培养 博士是为教授研究教学提供辅助，优异毕业生则成为师资来源。商学院中的博士班 （所有小组累加起来）通常比经济系的小。MBA需要学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主 要是微观经济学。因此，商学院中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主，教学注重实用。MBA 学生是不同的群体，他们交了很高的学费，是来学技能的。MBA学生听不懂的话， 他们说你教的不好；而本科生或博士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自己学的不好。因此， 对教授来说，教MBA学生要比教本科生、博士生花更多的时间。 比较国内和国外对经济学科内的领域设置，需要特别澄清什么是金融学的问 题。我发现国 内和国外对金融学（finance）这一领域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国内学生说他 是学金融的，到了国外会发现他学的在那里不被称为金融。相反，在国外是学的金 融，在国内又可能不叫金融。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仔细地分析。 首先，国内所说的金融是指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是当时的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人民银行 说我们是搞金融的，意思是搞货币银行。第二 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研究的是国际收支、汇率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凡是 以“国际”打头的专业招生分数都非常高的，更不要说加上金融二学了。这两部分 合起来是国内所指的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宏观金融”。有趣的是 ，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叫做finance（金融）。而国外称为finance的包括以下两部 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在计划经济下它被称为公 司财务。一说公司财务，人们就会把它跟会计联在一起，似乎只是做做表格。之所 以应把corporate finance译成公司金融而不译成公司财务，就是因为它的实际内 容远远超出财务，还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 等，这在计划经济下是没有的；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 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里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台 起来是国外所指finance，即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微观金融”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便清楚了。国内学生说自己是金融专业的，他们指的是宏观金 融，但 是按国外的说法，这一部分不叫finance（金融），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 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些领域。国外说的finance（金融），一定指的是微观金融。 在美国，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通常设在经济系，而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通常设在管 理（商）学院。经济系也会有一些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因为这一领域与微观经济 学，特别是产权和激励理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很多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都是 经济系毕业的。北京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按照国内的说法当然是学金 融的。但是在美国，他们学的就不叫金融了。可见在金融这一领域，国内和国外的 理解存在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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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云

宏观经济学[分享]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说明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是如何决定的、如何波动的，故又被称为总量分析或总量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但随着传统庸俗经济学在 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破产，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水平，反映着整个社会生产与就业的水平。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很强调投资的变动的关键作用，认为投资的变动往往比消费的变动来得大，指出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收入变动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它在“解释”投资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学说。“加速原理”与“乘数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论”是要说明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要说明收入的轻微变动何以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所谓“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说，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而乘数的作用又使得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急剧降减，后者再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成为负数(或负投资)。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萎缩的累积过程。一旦企业的资本设备逐渐被调整到与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负投资停止下来，投资状况的稍许改善也会导致收入重新增长，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长，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导致新的“引致投资”；后者又通过乘数的作用，促使收入进一步急剧增长，这便开展了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会把国民经济推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并从那里弹回来而转入衰退。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价格问题，是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前面讲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一般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然而，总需求水平的变动一方面影响着货币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货币供求变动的巨大影响。所以，货币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宠观经济学著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只是略加修缀。许多宏观经济学著作者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说”过于粗糙，他们把货币数量说的基本观点跟“收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前，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主要影响将表现在扩大“有效需求”、增加生产(或收入)上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只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后，这时闲置设备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货币供给，已不能再促使产量增加，而只会产生过度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缺口，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酿成真正的“通货膨胀”。这种分析，就是所谓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析表明，不仅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动，而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都会对总需求水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就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 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 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企图用供给分析来补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探讨微观经济基础，出现了一种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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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云

国际经济学[分享]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　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 ，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 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 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空之云

理工程学 管理工程学是研究企业如何组织有效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科学。

管理工程学吸取数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应用系统工程和工程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在给定的条件下使目标达到理想值，并能预测和评价其效果。也就是说，管理工程是把一定限度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设备有效地组织起来，按照确定的设计模式和特定的工艺制造技术和方法 ，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并为用户提供服务工作。

管理工程学科的发展和形成大体可分为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管理科学和现代管理等阶段。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由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完善，以手工为主的作坊生产逐渐转向以机械为主的工厂化生产。原来常用的延长工作时间和使用童工等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工厂主取得更高利润的要求，只能通过有效管理的手段来获得更大收益。

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专业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的理论，论述了专业分工的三条优点是：重复单项工作会使手艺和技能得到迅速提高；可以节省因工作变换而损失的时间；可以促进机器与工具的革新。与此同时，美国的惠特尼提出用工模具生产来提高机械零件的互换性，为大量生产创造条件。但这一时期使用大量机器的工厂式生产还只处于初级阶段，资本家仍凭经验和主观判断进行管理，工人凭经验和技能进行操作，未摆脱小生产作坊的传统管理方式。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企业规模日趋扩大，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大为增加。许多企业为了竞争和获得更大的利润，开始认识到实现高效率的管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纷纷用科学管理来取代传统管理，使管理工作科学化、系统化和标准化。

美国的泰勒经过长期的试验研究，在总结传统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科学管理的理论和原则 ；吉尔布雷思夫妇采用科学的程序分析方法进行动作研究，为操作标准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甘特首创线条式作业指示图表，有效地掌握并控制生产的作业进度；法国的法约尔把管理划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职能，提出了专业分工、统一指挥、生产秩序、职工报酬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原则，对企业管理工作的系统化、科学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福特创造了汽车装配流水生产线，开辟了大量生产管理的新领域。

二十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工业发展，迅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企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竞争加剧等，都迫使企业不断提高经营决策水平。管理这门科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时期，相继出现了价值工程、运筹学、质量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管理技术。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中的运筹决策问题上，能将生产过程中的变量和可控制的基本参数用数学关系式表达出来，因而可以推导和运算，使管理理论发展到一个更为完善的阶段。

现代管理阶段是综合了科学管理、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学、行为科学以及控制理论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科学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管理阶段。现代管理要求从宏观角度和整体观念出发去研究管理，不仅注重管理技术的提高，而且更加重视人和环境的作用，并用系统理论使其结合起来。现代管理的理论基础包括系统理论、行为科学、信息理论、控制理论、量化分析和电子计算机。

系统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单元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体。大到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全局，小到一个工厂、一个产品都可以视为一个系统。系统概念的确立，有助于安排和组织复杂的生产经营工作。

应用现代系统理论的主要点是从社会、资源、能源、科学技术进步等发展趋势的宏观系统出发，用控制论的原理和方法，将分系统、子系统重新排列组合成为可测。可控的系统。然后借助管理信息系统及时搜集管理信息，经过核算处理，再从广泛的技术经济效益出发作出新的决策，以调整现时的工作系统，适应外界变化的要求。

行为科学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管理，重视社会结构、环境条件以及人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的动机及其所产生的行为对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行为科学还研究如何善于发现人才，合理使用和培养人才以及善于启发人们的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问题。

随着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量增长很快。从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发展动向、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生产过程的控制等，均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多渠道的信息来源和高速度的信息处理不但为工业企业所必需，且已成为时代的特征。信息理论与系统理论计算机科学密切结合，形成为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

控制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 二十世纪40年代，由美国科学家维纳首先提出的，它研究生物和机械系统中的信息和控制问题。

机械工业企业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系统，从资源、物料、信息输入到产品输出，是一个复杂的控制工程。管理系统要收集、处理、反馈和协调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信息，使整个系统的运行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控制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现代管理科学吸取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果，将运筹学、概率论、数理统计、计算技术等应用于管理系统，作为量化和管理手段，并形成为一系列量化的管理技术，如预测技术、技术经济分析、价值工程、决策分析、质理管理等。

空之云

农业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 等。

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宏观方面主要强调富国安民，必须“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在微观方面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改良农业技术，并精心管理。阐述这些思想的代表著作有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后魏时的《齐民要术》等。

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著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著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加深，农业日益陷于市场剧烈波动的威胁之中，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又着重向农产品的市场预测，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调节方法方面发展。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更强调定量分析，除了更加广泛运用统计方法外，又进一步运用了数学模型的方法。

农业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逐渐分解为许多分支学科的趋势。50年代以来，农业经济学已逐渐分解为农场管理学、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产运销学、农业金融学、土地经济学、农工商联合企业管理学、农业政策学等更加专门的学科。

在中国，由于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解决的农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和深入具体，农业经济学也正在分解为许多专门的分支学科。二十世纪80年代正在形成和建立的有农业经营管理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产贸易与价格，农村金融学，农业生产布局与区划，农业资源经济学，农业生态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渔业经济学等。

空之云

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一些论述。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教育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也不可能对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出量的计算。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的日益重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等人，对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论述。例如，斯密提出：“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美国舒尔茨、英国维泽、美国贝克尔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教育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出发点。

当前，西方教育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

教育经济学以教育在经济增长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的同时，并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对教育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要求教育部门输送大批有一定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同一国的国力相适应的，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

一国可能用于发展教育的经费多少，归根结底要受本国财力所制约。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以及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

空之云

人口经济学[分享] 人口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人口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了人口经济运动及相应的人口经济关系，人口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口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口爆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口爆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马寅初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于经济是制约人口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无一不受经济发展的决定和制约，都是在经济的影响和支配下发展的。研究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人口现象，揭示人口过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人口经济学是人口科学体系的重要分支，在人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口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特点，是经济科学的组成部分。由于人口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体现生产关系的生命实体，人口对经济运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的发展，因此，人口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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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确定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的最优经济状态。

技术经济的产生与西方的管理科学和工程经济、苏联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曾先后产生了对工程项目和生产经营决策进行分析计算的一些方法，如可行性研究、价值工程等。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纯技术，也不是纯经济，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技术更好地应用于经济建设，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生产力的综合论证。

技术经济学把研究的技术问题置于经济建设的大系统之中，用系统的观点，系统的方法进行各种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

技术经济学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采用各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评价。

技术经济学在研究中采用两种以上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并在分析比较中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案。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也涉及生产和建设的各个阶段。

从全局的范围来看，技术经济学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效果、结构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最佳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合理转移问题；投资方向、项目选择问题；能源的开源与节流、生产与供应、开发与运输的最优选择问题；技术引进方案的论证问题；外资的利用与偿还，引进前的可行性研究与引进后的经济效果评价问题；技术政策的论证、物资流通方式与渠道的选择问题；等等。

从部门和企业范围看，技术经济学研究厂址选择的论证，企业规模的分析，产品方向的确定，技术设备的选择、使用与更新的分析，原材料路线的选择，新技术、新工艺的经济效果分析，新产品开发的论证与评价，等等。

从生产与建设的各个阶段看，技术经济学研究试验研究、勘测考察、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生产运行等各个阶段的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综合发展规划和工程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与评价，等等。

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有系统综合，即采用系统分析、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对技术的研制、应用与发展进行估计；方案论证，即技术经济普遍采用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套经济效果指标体系 ，对完成同一目标的不同技术方案的计算、分析、比较；效果分析是通过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的原则是效果最大原则。

技术经济分析、论证、评价的方法很多，最常见的有决定型分析评价法、经济型分析评价法、不确定型分析评价法、比较型分析评价法、系统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可行性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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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着重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宏观福利理论等领域进行了讨论。这些“新”理论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调节价格和产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虽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变，则可能更不合理，一切人为的改善分配状况和增进福利的措施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