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团支书

写汪精卫这个帖子，觉得最难的是无法一气呵成，只能通过描述他的人生片段，让大家自己去评判。
我们幼时接受的教育，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似乎好人与坏人都是天生的。可是，历史告诉我：人，是复杂的。

中国的近代政治人物中，汪精卫若不是最后在大方向上出了差错，应该说，他可以成为近代政治人物中最完美的一个。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他与孙文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
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起著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阀们排挤到一边。
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他们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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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2 22:34



写汪的帖子时，本想把这张照片也放进去的，并且，想以此为论据，阐述一些个人见解，但是又觉得文不对题而作罢。
照片中站立发言着，叫吴化文，这个人，谁得势他就跟着谁跑。内战中率先冲进南京总统府的，就是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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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府声势浩大的惩罚汉奸，并且是具有惩罚标准的。而摧毁这个惩罚标准的，就是这个吴化文。
吴化文这个人的经历很复杂：军阀、北伐军，汉奸、国民党、共产党。
谁也拿他没办法，还都不惜血本的争取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姓吴的会耍，没有信仰、没有主义、没有人格。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有许多，不过，吴化文是耍得最有趣的一个人。
抗战之初，吴化文是驻守山东的一个师长，先是投降日本，然后成为汪记政府的军事长官。
抗战胜利后，吴化文改编为国军部队，驻守济南。共产党围济南城，吴化文再次投降（根据党的政策、投降算起义）。
这一投降不要紧，把济南的国军防御阵地撕开一个大口子，最后守军司令王耀武被俘，国民党在整个山东玩完。

吴化文的部队参加了共军，一路南下，最后竟然第一个冲进总统府，立了大功，55年授中将军衔，成为开国中将。
当吴化文在西子湖畔品着龙井，享受高干生活的时候，可怜那些有信仰、有主义、有人格的战犯们，正在监狱里辛苦劳作。
而曾经与之在汪记政府里共事的诸位，早已在刑场上走完人生之旅，死后仍然背负汉奸之名，不得善终。
想必当年汪精卫也不会想到，在会议中发言的这位第三方面军司令，以其见风使舵的高超技艺，赢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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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书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不知这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想出的馊主意，用这样的方式拍马屁，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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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把猪杀了，这个倒是没有得到考证。不过，根据史料记载，孔林倒是被砸了，孔家老二祖坟也被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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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为美化城市而加班加点，倾尽了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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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化，不知道害怕，多么可爱的人民群众。伟大领袖笑了，总理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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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伟大领袖死了，革命群众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纪念他，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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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情况发生了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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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书

若是去了厦门，到时我就要为各位讲讲厦门的历史了。厦门那儿，对近代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的，就是金门战役。
台湾把金门战役称位现代版赤壁之战、肥水之战，这么说一点儿也不过分。正是由于金门战役的结局，导致了台海的现状。

金门战役，台湾称之为古宁头之役，因为战役的地点发生在金门岛的古宁头，故得此名。
金门战役与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肥水之战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强势的一方因主帅骄兵轻敌，结果大败。
由于一场战役的失败，而导致政权鼎立的局面，并延续多年。赤壁、肥水、古宁头，三场战役皆是如此。
古宁头之役在台湾被奉为经典战役，在大陆却是无人知晓。共产党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指挥失误，吞下了一颗哑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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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6 21:50



按照共军的作战计划，预备在金门岛的中部登陆，然后分割包围守军，船只返回接送增援部队，一举拿下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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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团的登陆部队，在古宁头登陆时，意外遭遇一辆因故障停在此处的国军装甲车。
慌乱之中，装甲车胡乱开炮，结果其中一颗炮弹落在共军的指挥船上，参战的共军顿时陷入混乱，各自为战。
战后，这辆装甲车被命名为金门之熊，收藏于古宁头纪念馆，供游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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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原本计划以一个军的兵力，攻击驻守金门的国军一个师，兵力对比是3：1，按理说，是应该能够拿下金门的。
问题出在运输方面，闽南能用之船都征调了，只是运载了三个团，约九千余人。并且，没有安排师级干部随行指挥。
待到登陆时遭遇伏击后，大部分船只都被烧毁或搁浅在海滩，后续部队无法增援。同时，登陆部队建制被打乱，缺乏指挥。
国军的增援部队在胡琏的率领下登陆金门，双方的力量对比瞬间被打破，共军解放金门的战役，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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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役，国军共计伤亡3000余人，牺牲者以干部为多，最高官阶为团长李光前。
共军登陆部队有三个团9000余人，被俘达5000余人，其余悉数阵亡，总指挥官孙玉秀于古宁头北山断崖下举枪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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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虏的共军中，有2000余人原是国军官兵，于是重新编入国军部队。
其余3000余人，誓死要回大陆，台湾当局将他们送往宜兰设营再教育后，1952年间以渔船分批送回。
这群因上级指挥失误并尽全力抵抗力竭的战俘，归返后一律开除党籍、军籍，并遣送回老家种地。
在文革时期又被戴上叛徒、特务的罪名，遭到无情批斗，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平反，补偿一点人民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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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宁头之役虽然只是一场师级作战单位局部战役，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却是极其重大。
战役之后，共军不敢再轻易渡海作战。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因此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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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宁头之役遗址，这幢房屋一直被保留着它原来的样子，墙壁上的弹痕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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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解放台湾的话题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几乎都快成为三讲教育了，但是一直都只是讲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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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宣传机器，将台湾描绘成一个人间地狱，在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下，人民过着苦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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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内战称为解放战争，国民党将内战称为戡乱战争，但是在我的眼里，这只是一场分裂战争。
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多少名城被毁，多少骨肉分离。若不是文化的纽带依然联系着两岸，后果不堪设想。

曾经遍寻台湾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资料，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录。
在所有读过的资料中，最能打动我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撰写的回忆录，《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读罢，掩卷而思，满纸苍凉。

原文选读：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自己当了兵后
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
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
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
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
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
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
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父亲20岁从军，40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
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
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
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
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
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
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
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
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
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
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成为15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
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
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
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
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
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
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
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
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
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
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
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
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
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
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
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
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
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
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
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
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
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
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
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
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
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
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
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
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
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
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
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
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
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
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
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
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
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2·28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
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
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
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
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
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
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
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
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
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
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
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
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
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
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
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
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地追上来。
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
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

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
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
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
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
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
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喝斥。

四

在我12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
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
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
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
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
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
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
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
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
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
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
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
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
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
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
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
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
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
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
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
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
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
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
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
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
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
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
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
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的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
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其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
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
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
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
据说是，恐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惟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
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
黄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
然而在一个村上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
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
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
我在20岁前惟一到台北的经验，我自己毫无记忆。
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为阅兵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孙系军官之一。
眷属们坐在一个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得的村里父老的说法：
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
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
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大陆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
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有勾结的一次叛乱。
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五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
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借机勒索。
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
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说项，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
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
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公共工程说项的事。
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
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
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
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
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
父亲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
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
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
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说是来看小老乡，那就是我。
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惊然发现本营竟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
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
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
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划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胡涂地成了军人。
后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
当时许多国民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后，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
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熏熏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
“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地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
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
“老子14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
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
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
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
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
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
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
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
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
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
只是觉得，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
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
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六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
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
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
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
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
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
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
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
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
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
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
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
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中，让敌人没地方躲。
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

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
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
丢掉大陆后，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后殖民时期。
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
相反地，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
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被喊得满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
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后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
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
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
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
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
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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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珂驻守金门时的留影，只是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清楚其中的哪一位才是作者本人。
不论怎样，还是把这张照片放在这里吧。读历史资料，能够让我读到心在颤抖的作品，确实不多。

团支书

台湾老兵的回忆录，自己也读了一些，其中觉得写得最感人的，就是这一篇了。
作者是台湾的著名史学家，他号称熟读上下五千年，却从不愿研究国共内战史。

国共内战，是民族的悲剧，双方近乎疯狂的相互屠杀。多少民族的精英在这场内战中，化为尘土。
骨肉分离的悲剧，延续了多年，流落在台湾的那一群中国人，对故乡的思念，绵延不绝。
文化的纽带一直把两岸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文化的力量，消融了两岸的敌对与仇视。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文革只是新中国权力再分配的一段插曲，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以血流成河的方式，以暴力的对抗，完成政权交替。
如果我们中国人也具有西方的政治智慧，懂得妥协的意义，那一场内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认真的总结教训，重新实践三民主义。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因权力再分配而引发的狗咬狗的政治斗争，延续多年。
付出代价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那一场浩大的悲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一路也是吃尽苦头，其艰难程度，并不逊于当年流窜的红军。

团支书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组建新军，新编第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共产党的南方游击队组建为新编第四军。
新一军的老军长是郑洞国，抗日名将。内战中驻守长春，坚守待援数月，后被部下挟持，被共军俘获。

国军部队中，日军最怕的就是新一军。日军驻扎缅甸的第十八军，面对新一军，几无胜绩。
新一军是国军部队中，唯一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不论在士气、训练、战斗精神方面，并不逊色日军。
到战争末期，只要日军遭遇新一军，便望风而逃。新一军由此赢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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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作战期间的孙立人将军，以其强悍的指挥风格，赢得盟军的赏识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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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从缅甸返回国内的新一军部队，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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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在缅甸屡立战功的部队，回国后陷入内战的泥潭，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争夺地盘。
新一军凭借强盛的战斗力，一度将林彪的部队赶至松花江边，就在林彪准备放弃东北的时候，孙立人接到蒋停止攻击的命令。
原来根据美国的调停方案，双方就地停战。共产党意外获得休整的机会，苏联将大批缴获的日军物资，交付林彪。
待到重新开战时，林彪的装备早已今非昔比，而孙立人已被调离东北，新一军38师在长春坚守数月之后，全军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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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晚年渴望叶落归根，未能如愿。临终前夕留有诗作一篇。
《国殇》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一首哀歌，是隐痛的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四九年，于右任离开大陆时的资料照片。背井离乡，一去不返。

团支书

历史一旦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还是挺有趣的吧。
抗战胜利后，全国一片欢腾。国民党军队开赴沦陷区，一连串的受降，国土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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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军从云南出发，前往东北接收政权。日本在战败后，大批的侨民离开中国，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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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制定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制定这一政策也是出于无奈。当时日本虽然战败，但是仍然实际控制着大片国土。
蒋怕日久生变，于是以怀柔的姿态安抚，一方面派遣部队迅速接收，另一方面，将投降的日军及其侨民送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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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的中央社记者拍摄的照片，被遣返的侨民在接受严格检查之后，踏上返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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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书

小日本滚回老家去了，中国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没过几年，自相残杀的闹剧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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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记者拍摄的图片，反映的是国民党在上海处决共产党的全过程。
图中这位双手被缚却依然昂首挺胸，毫无畏惧的共产党人，坦然的迎接死亡的到来。
那一代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有理想、有信念，并且是敢于为信念而献身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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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统治末期，只能依靠高压手段来镇压民众的愤怒，于是不断的处决、处决，而共产党却是越杀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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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国内矛盾，始终没有一个较好的解放方案。而两党又互不相容，只能以武力解决争端。
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内战对于国民经济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抗日战争，死伤无数，只因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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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书

多年前，参观一个史料展览时，一副图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图片中的女子端庄、娴静。浏览着这幅图片，心中闪现两个大字：淑女。
或许，只有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孕育出如此高贵的气质。
那个时代过去了，一切也随之烟消云散，我们只能从这历史画卷中，细细品味那个时代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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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杰出的知识女性，在碧水蓝天间，缓步向我们走来，然而，我们却永远也走不到她跟前。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和她之间隔着时间的距离，还因为，我们和她之间隔着时代与文化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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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徐志摩文集的时候，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林徽因。
民国时代，在那段乱世岁月里，有着这么一群传奇的女人。她们绚丽璀璨，傲然自立。
她们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不可逾越的历史坐标，他们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风华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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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12 22:35



如今，她的名字，成为民国时代美丽的符号。
林徽因，浸润了西子湖畔的灵秀与风姿。她不仅拥有智慧与优雅，还有些孤傲、轻灵。
她的美丽与灵性，可以让冰心这样清澈见底的女子都心生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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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年》中写道：
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
当年，在志摩近乎疯狂的追求之下，林徽因留下一句：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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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用女人特有的心智，结束了与徐志摩之间那一段无望的爱恋。

芳草依依，绿杨飞絮，人间四月轻愁。
蛙声一片，辗转意难休。
垄上梧桐脉脉，小桥外、碧水长流。
南风里，呢喃耳语，入夜隐归舟。

霏霏烟雨里，落花舞醉，与梦吟留。
看飘渺，长空云卷云收。
倦对红尘聚散，已然是、无语回眸。
殷勤问，天涯人远，谁解此情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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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美，美得清冷，美得没有瑕疵，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犹如她自己的诗歌。
林徽因曾在诗中写道：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 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或流云一朵，在澄蓝天， 和大地再没有些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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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则带着满心的伤痛，留下了传世之作：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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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年少时跟随父亲游历英国，徐志摩则在郁闷潦倒之时结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经由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狄更生。再由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于是苦苦追求，并不惜与发妻离婚。
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不辞而别。
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难以理解的一种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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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林徽因，徐志摩不过是个始乱终弃的才子。
其实林长民说得没错，在林徽因之后，徐志摩的生命里还将烙印着这些女人的名字：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
在父亲的劝导之下，林徽因决定放弃和徐志摩这段无望的爱恋，悄悄的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林徽因并不否认，是徐志摩把她领上了文学这条路，她感谢他的知遇，林徽因并不讳言在她的作品里，有着徐的影子。
徐志摩最终还是抛弃了发妻，与交际花陆小曼混到了一起。而林徽因则履行了与梁家的婚约，嫁给了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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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徽因的情感世界里，除了与梁思成之间的爱情，她还拥有来自金岳霖的真诚情意。
当林徽因向梁思成坦陈对金岳霖抱有好感时，梁的答复是：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
后来，林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此他们再不提起这件事，三个人仍旧是好朋友。一代哲学宗师金岳霖，再未对其他女子动过凡心，终生未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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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梁新婚之际，金送了他们一幅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在林徽因去世的时候，金也送了一幅对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遥想当年，大学里的两门必修课：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作品选，我很喜欢，甚至常常用文言记述日记。
而现代文学作品选，充斥着政治色彩，令我厌烦。若无这几位大师的故事贯穿其中，这一门课，或许会考不及格。
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格，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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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每当读起宋代词人晏几道的这一首《临江仙》，感觉似乎这词是为了千年以后的这几位青年男女而作。
词中所描述的意境，用在这几位青年男女的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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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林徽因陪着他一同跋涉了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多处古建筑，获得了许多远溯唐宋的发现。
许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认识并加以保护，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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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物资匮乏。初为人母的她，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简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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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团支书

共产党一直宣扬，在抗战中它是中流砥柱。说实话，抗战的那些事儿，共产党没有发言的资格。
共产党是抗战中最大的受益者，以至于毛泽东在接见到访的田中首相时，居然说：我们要感谢你们的侵略……
不说这些了，都已经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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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战打的那么惨，有太多的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政府一直不拿人民当人看。
如果我们以中国的抗战对比苏联与芬兰的那一场战争，就可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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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1年间，苏联唯一的盟友是纳粹德国。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
这两个政权本应是死敌，为何会成为盟友？其实，若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两个政权的性质，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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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与布尔什维克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这两个政权都带有明显偏激的革命色彩，以及病态的社会价值观。
布尔什维克错误的理解了社会学，以阶级划分社会。而纳粹同样错误的理解了生物学，以种族划分社会。
布尔什维克有克格勃，纳粹有盖世太保。布尔什维克有劳改营，纳粹有集中营。布尔什维克有专制，纳粹有独裁。
这两个极端病态的政权，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它们最终都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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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约是卑鄙的，因此德国的反抗也是必然的。1935年，当德国重整军备的时候，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出面阻止。
为什么呢？因为心虚。按现在的话说：大家都知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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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为了政权的稳定而退出了一战，同时割让了乌克兰大片土地以换取和平。
在国内，布尔什维克没收农民的粮食，处决沙皇，镇压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因为这是阶级战争，他们理应被彻底消灭。

德国最终也战败了，虽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但是国内政客的出卖，让前线的战火终于停歇下来了。
凡尔赛和约让德国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迫切的需要盟友。
同样，苏联也是国际孤儿，于是，这两个本质相同的政权走到了一起。
斯大林帮助德国训练盖世太保，为德国输送战略物质。作为回报，德国向苏联提供先进的机床以及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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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德苏盟友的关系并不牢靠，斯大林一心提防着纳粹德国，为了增加西线的战略纵深，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
芬兰当然不会答应，苏联就动用军队强行夺取，准备三天结束战斗。并且组织了一个傀儡政府，准备接管芬兰。
一九三九年，红军越过了苏芬边境，似乎胜利就在眼前，却不曾想，被芬兰打了个屁滚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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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分析，芬兰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人口和军队也比我国少得多。
苏联远比日本强大，军队机械化程度高，人数也多，又是突然袭击，芬兰的抗战条件比我国要恶劣得多。
然而，芬兰奋勇抗击苏军，使其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近百万人。
苏军全建制被芬军歼灭的就有五个师（编制17500），被俘五万多人，而芬兰军队只有两万三千人阵亡，四万七千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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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芬兰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企图吞并芬兰的企图。
苏联一开始动用了54万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连傀儡政府也准备好了。
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解散了傀儡政府，重新与芬兰谈判和约。
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与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作出一些妥协，但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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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以寡敌众，不仅及时制止了苏联的侵略，而且还杀伤了大量敌人，为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而中国以众击寡，总兵力是日本的几倍，却是连战连败，不断刺激日本侵略的胃口，抗战打了八年。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抗战真的已尽了全力吗？如果说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和日本与芬兰和苏联比，哪一个悬殊更大？
共产党一心想着发展武装，保存实力。国民党倒是拼了，然而与芬兰的战果相比，我们做的真是太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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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能打的比中国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
芬兰在独立之初，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
同时也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并且社会福利、就业保险等一系列的法律也制订了。
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
到三九年战争爆发时，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 ，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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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7 00:10



所以到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象保卫家园一样保卫国家，因为人民都爱这个政府，爱这个国家。
他们保卫芬兰，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
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布尔什维克是无法征服的，斯大林进攻这个为自由而战的邻居也是昏了头了。
战争中，芬兰人民自发的坚壁清野，被芬兰军队分割、包围，最后冻死饿死的苏军竟达数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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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6 23:34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统治中国的是一个FB集团，这个集团平时却过惯了腐化堕落、贪污受贿的日子。
1942年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
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
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10亿美元贷款1分也没有得到。

这个统治集团这么FB，其他官员上行下效，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甚至军队也不例外。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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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6 23:34



一个不关心自己国民的国家，能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吗？
一个FB贪婪的统治阶级，能领导全民族进行殊死抗战吗？
一个只知道搜刮掠夺国民却从不知道关心国民的国家，国民会对他效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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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6 23:34



其实，从芬兰和中国对国民的不同态度上，已经可以得出这两场战争结果迥然不同的原因了。
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由芬兰政府包赔。
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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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6 23:34



而那个FB集团统治的中国则完全相反，1938年，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的情况下悍然下令掘开黄河，一举淹死同胞无数。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藐视到了这个程度，他还能发展吗，还能抗战吗，甚至还能生存吗？
果然，四九年，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刚刚吹嘘已经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中华民国政府终于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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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6 23:34




时至今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依然是（以下省略两万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