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团支书

不抵抗政策＂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图：在北平主政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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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能力。日本希望能够挑起战端，并且不断升级挑衅行为。
张学良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丢掉东北、损耗实力。
因此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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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时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按照张学良的说法：
＂事件之初以为日军的行动是挑衅行为，意图挑起争端占便宜，但没有想到此次日本确实有大规模侵吞中国之意＂。
而蒋介石之所以不抵抗，一方面因为中日实力悬殊，一方面也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图：蒋在南京接见请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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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八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并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指令，要求东北军的士兵武器一律入库，不准抵抗。
致使九一八事发当晚，8000东北军面对500日军没有抵抗武器。（图为攻入北大营、沈阳的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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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历史学者认为缺乏根据，因为至今也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原文。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

张学良接受日本NHK采访时，表示：
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
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
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
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
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
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
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蒋在日记里写道：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
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
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
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实际作为与日记中的表达有较大差距。
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九一八之后，日记均以＂雪耻＂两字开篇。

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
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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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九月二十四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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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沦陷，导致华北平原直接成为抗战的前线。
驻守长城一线的二十九军，面对强敌，用大刀向日本军阀表达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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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的协议。
根据协议，末代皇帝溥仪仍可住在宫中，使用宣统年号。在英国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溥仪对红墙外的世界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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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费一枪一弹，仅三天就控制北京全城。
随后，带领军警二十余人，闯入清室，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废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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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
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

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语，似乎是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
可是，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难道是革命的不彻底。
说句实话，我一直都不认为驱逐溥仪具有什么革命色彩，也弄不懂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其意义就一定胜过他在吴佩孚手下当差。
北京政变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变一样，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利益再分配罢了，而所谓国家人民实未与焉！ 　

悍然撕毁民国政府与清廷之间的协定，驱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退位皇帝，真是好大个英雄。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这种敢打死老虎的英雄，更不缺少无视承诺和协定的英雄。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为日后的满州立国埋下了伏笔。
胡适致信政府抗议背信弃义，胡适在信中写到：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堂堂民国，欺人之弱。

溥仪出宫，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
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

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
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
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即便冯玉祥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
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抗议。信中说：
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
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而当时社会上诸多人士反驳胡适：
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

或许，正是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十七岁的溥仪只是一个寂寞而可怜的少年．
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
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
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
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种旧式士子＂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情感。
　　
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
一是遗老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

胡适对此见解的要点有二：
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
二是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

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
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
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
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
　　
当年率部驱逐溥仪的将领鹿钟麟催促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
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
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
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溥仪出宫后，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次年二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后赴满州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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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也无法重来。
溥仪后来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也可以说北京政变至少为日本人利用溥仪提供了便利。（图：伪满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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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伪满州国这段历史，思考了很久，因为不知道如何下笔。任何事情都存在因果关系，断章取义只能糊弄自己。
溥仪，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人物。从皇帝到平民，从平民到傀儡皇帝，再沦为罪犯，再复归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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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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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伪满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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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货币，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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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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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国歌模仿日本君之代而作。并且，有中文、日文歌词：
　　
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帝德之隆，巍巍荡荡莫与俦。永受天祐兮，万寿无疆薄海讴。仰赞天业兮，辉煌日月侔。
おほみひかり，あめつちにみち，帝德は たかくたふとし。とよさかの，万寿ことほぎ，あまつみわざ，あふぎまつらむ。

伪满州国的皇帝与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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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总理大臣郑孝胥，即是一个大汉奸，也是一个大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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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司法部长冯涵清也是写得一手好字，一个知书达理的传统文人。
一直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叛国的初衷，究竟是出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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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建国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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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地图

团支书

清帝退位诏书民国元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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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诏书据说是出自张謇的手笔，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携各大臣共同签署。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重要讲话，表示赞成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袁已履行了他的诺言。
于是袁等着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袁为第一任大总统。袁怕南方反悔，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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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共为两个清单。原文如下：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废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甲、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日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
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
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权衡利弊，同意退位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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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笔记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
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
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
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
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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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倭寇占领奉天，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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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热河抗战爆发，二十九军沿长城一线抗击倭寇，同年三月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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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秋，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抵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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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东北军装备精良，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接连战败，后来与共产党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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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开始，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
四月九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并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打通与苏联之间的补给线，而西路军的战败，导致这一战略企图彻底破产。
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接近陕北，张学良深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无法再维持与共军的合作关系，于是陷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率领中央军孤军冒进。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是一个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
红军的胜利，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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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后，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蒋中正派遣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入陕围剿红军，并向张、杨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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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怒之下，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兵谏。
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数位中央要员中枪遇难。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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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中共是执意要杀蒋的，不料斯大林明确表态，要求中共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
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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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3 02:47



宋美龄亲赴西安，启程前夕，宋美龄把手枪递给侍卫，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到达西安后，由张学良陪同前往见蒋，蒋见宋的到来，百感交集。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
至此，原本准备以身殉国的蒋介石，态度开始转变。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商谈后，接受六项协议。

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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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也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倭寇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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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随后被特赦并长期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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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准备参加抗战，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四九年在重庆被军统局特务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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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抢关东，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
国民党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
蒋介石此举被很多国民党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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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评价：

胡适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
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宋美龄：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周恩来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后记：

1958年11月，蒋中正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
蒋中正临别时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希尔瓦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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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这一段历史，最具权威性的是海外史学家唐德纲先生，唐是唯一完整记录张学良口述的史学家。
根据唐德纲的描述，张学良虽然至死仍然没有揭秘西安事变，但他对西安事变有着非常详细的评述。

概述如下：

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自己对国耻家仇的义愤，而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私人利益。
如今日本大敌当前，张的主张是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蒋介石却对于中共不灭不休。
张学良数次口劝无用，只能兵谏，希望蒋介石不要过于自私。张学良这种心理，是史学家们不可否认的。

二、
西安事变对于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对于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本人，亦并非受害者。
即便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把剿共坚持到底，然而根据当时世界其他各国剿共的例子，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
中共之崛起，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论的基础。
只靠军事去消灭中共，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不谋釜底抽薪。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国近代社会所累积下来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中共是消灭不了的。又有谁能保证，中共经此一战即被消灭，以后再不复生呢？
所以西安事变，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另外，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狂热气焰来推测，无论当时南京政府的选择是忍辱还是决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
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岂止身败名裂而已乎。

张学良的软禁生活结束后，不论大陆方面如何邀请，至死也不回大陆。
张对于西安事变的反省，是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导致张开始相信，西安之举，误国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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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4 00:25



在民国时代，自由与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与民主是有与没有的问题。
唐德纲曾经这样论述国共两党：国民党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夺权是为了杀人。
当这些血腥的画面，被作为革命成果传播到海外的时候，张的内心自然苦不堪言，这绝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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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3 22:59



蒋介石这个人私心太重，任人为亲，缺乏领袖的气度。对于张杨之事，处理手段违背领袖道德。
九零年代初，父亲的同学从台湾归来，在我家作客时，我曾请教他一些历史问题，其中也包括西安事变这一段。
老人家说：老总统（蒋）到最后杀杨虎诚一家，这是干什么呀，有这个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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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在上海与3e大哥在一家日本餐厅喝酒时，闲聊中谈到了汪精卫。
大哥对汪精卫的评价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甘愿背负骂名"。听罢，不禁怅然。

国共两党都口诛笔伐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汪精卫。
骂袁世凯窃国，至于是如何窃的，一直说不明白。骂汪精卫卖国，究竟是如何卖的，也一直都说不清楚。

汪精卫的著作，至今一本也没读过，也许汪的著作永远都是被和谐的对象之一。
多年以前，在武汉的夜市买过一本盗版的《汪精卫评传》。虽然书中错别字连篇，但还是能够从中摸到一些历史的痕迹。
汪的著作虽然没读过，但是他的诗作却是读过不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豪情。

时过境迁，正如春秋战国时代的是非曲直，在今天已无多大意义了。
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任由后人评说。只是，当年汪的投日行为，绝非卖国两字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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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 01:44



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绝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清政府对行刺皇族的刺客从来都没有宽恕的先例，偏偏为了汪精卫破例免死。
如果当时清政府处决了汪精卫，中国的历史上就就会少一个大汉奸，多了一个大英雄。
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老一代革命家，可是汪精卫却是只伤不死。
如果1939年军统特务在河内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一时糊涂，不会使汪背上大汉奸的恶名。

只是，命运有时也会故意捉弄人，历史也会与人开玩笑。
汪精卫在六十岁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序言：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不以民族英雄自居，与妻子前往法国留学。
汪对权利毫无兴趣，几次拒绝了北洋政府的高官厚禄，拒绝出任南方政府的要职。
孙文病逝后，三十岁的汪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影响力远胜于蒋。

汪精卫这个人，清廉、自律，有着极高的个人修养。
然而，汪的文人性格，将偶然变为最终的必然，注定了他将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汪精卫不喜权术，使他最终失去对政府和军队的绝对控制。
文人出身的他，每到关键时刻便出走海外，躲避权力斗争的旋涡。
他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富强，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甚至认为，汪与陈独秀，瞿秋白相仿，更合适去做一个文人，做一个理论工作者。
他们不应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因为政治是痞子的游戏，不是文人的游戏。
早年，读瞿秋白的绝命诗，颇多感慨，为之惋惜。对于汪的结局，内心更多的是怜悯，而非怨恨。
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此的缺乏远见，缺乏手段，将理想直白于权术者，岂非与虎谋皮耶。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改名精卫，意表自己救国之心如精卫填海，中华一日不复兴，他绝对不死心。
但自从孙中山死后，汪精卫政途坎坷，几经波折。
为了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得罪了诸多国民党元老，使蒋介石彻底做大，成为了无人能敌的蒋委员长。
这些失败看似偶然，却是汪骨子里文人风格的具体体现：软弱，仁慈。
假设汪坚决反共清共，又怎会失去党内支持。如果不是他每遇党内纷争就出走回避，或许蒋根本没有与他平起平坐机会。

汪自辛亥革命后就没有了当初的热血与斗志，反而变得有些逆来顺受。
从中山舰事件到中原大战结束，汪几次组织反蒋联盟，却是几战几败。
蒋为了抓住权力，使尽了一切招术。汪的态度则是：要权力吗，好，我给你。

汪精卫去法国留学时，力劝陈公博同往，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以下是两人的一段对话）
陈：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
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
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陈：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
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
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
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后面的历史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不需要再进一步繁琐陈述，偶然最终成为必然。
文人的心境，可以让你获得人心，却无法赢得权力，即便你又有再高的才华和智慧，又如何。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汪作为政府要员，肯定对这场战争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在抗战开始前，汪绝对是主战派，甚至提出过迁都洛阳以表达政府对抗战的决心。
但这些激情和决心，恰恰说明了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不成熟。

张学良拥兵数十万，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为何在东北不抵抗？
蒋介石已经基本统一中国，在国内除了共产党以外已经没有敌手，为何不抗日？
显然是他们都明白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根本没有抵抗的资本。
如果只论血性激情，拼死一战，或许会名载史册，却绝对是彻底失败，血本无归。
汪不领导军队，每天面对的是那些不念书只游行的闹事学生，自然是成不了大事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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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李济深指使记者孙凤鸣刺杀蒋，但是孙凤鸣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民国二十四年秋，国民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孙凤鸣以记者身份出席。
由于未见到蒋，孙凤鸣便向汪连开三枪，最要害的一弹是从其后背射入。最后汪在日本病逝的直接原因，便是由于此伤的复发。
面对闻讯赶来的蒋，汪的夫人陈璧君质问蒋：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

在中央党部发生行刺事件，蒋当然有很大的嫌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来电质问，弄得蒋有口难辩。
首都宪兵司令亲临医院问讯孙，孙一再声明：我是一个老粗，不懂什么党派主义，驱使我行刺的是我的良心。
孙凤鸣在刺杀现场被卫兵击中两枪，后在医院不治身亡，而汪精卫身中三弹，却侥幸生还。

汪被刺后到欧洲疗养，汪曾表示：
凶手的目的是刺杀蒋先生，因为蒋未到，所以打着了我。凶手的动机并不坏，所以我还曾要求主管部门从轻处理，不要判处他死刑。
综观二十四年秋汪遇刺一案，并无政治背景，御用文人造谣说孙是中共地下党，实在是无稽之谈。此案完全是自发的爱国行为。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
汪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民主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有着清醒的认识。
英美法只在乎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谁也不想得罪日本，因此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
而在当时，真正帮助了中国的，给予中国大量军事装备的，是纳粹德国。
国军最精良的作战部队，戴德式钢盔，身穿德式战斗服，持德械K98战斗步枪，以及德式木柄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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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后，汪在中央陆军学院对师生演讲时说到∶
外交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说起来又很简单。
有人怀疑我们和德、意的关系，对于这种怀疑，值得去解释，也不值得去解释。
我的说明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已足够我们对付了，我们不必再惹第二个。
如果墨索里尼愿意帮助我们建立空军，希特勒肯卖军火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德、意做朋友？
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开一下，各位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向民主国家买到军火。
上次国联开会之后，我们拍电报派郭泰祺、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向欧美各国接洽，结果并没有得到收获。
有人告诉我们的外交官，说他们现在没有军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后，他们自己准备齐全了，再让一些给我们。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吗？
罗斯福更是滑稽，他说他可以卖军火给我们，但是要现钱。我们的大使说∶中国是个穷国呀，哪有金子呢？
罗斯福说∶没有金子，拿白银来好了。咳！白银不是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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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
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数月之内，失地千里，沦陷十省。国军精锐尽失，大中城市尽陷敌手。
那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日本会偷袭珍珠港？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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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
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
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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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大批处决汉奸。汪的老婆陈璧君被捕后，坚决表示不服罪。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作了这样一段陈述：
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
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
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图：辛亥革命成功后，辞官赴法国留学的汪与陈，抱孩子的是曾仲鸣的妻子，曾后在河内被军统错杀，导致汪与蒋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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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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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汪精卫陈璧君的爱情，在当时也是一段世人传颂的佳话。
汪精卫，年少时父母双亡，由长兄抚养。后来在广东乡试成绩名列第一，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了日本却干反叛之事。
由于害怕连累家族，宣布与家族脱离关系，他在写给长兄的信中说：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

陈璧君，马来富商之女，来到日本参加革命，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加入同盟会，在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
陈璧君来到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编辑部里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
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
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
汪精卫曾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

同盟会连续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
此时梁启超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
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
陈璧君得知刺杀计划后，坚决要求同往，汪不得已，最后同意了陈的要求。
刺杀行动失败后，汪被满清警察逮捕，按大清律谋反皆犯处死，汪命悬一线。

汪的谋杀对象是摄政王载沣，因此案件由皇族肃亲王亲自审理此案。
肃亲王阅读了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汪的亲笔手稿《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
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肃亲王对清廷的FB感到无奈，对革命党人抱有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被捕后，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看到汪视死如归，肃亲王意识到，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
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最后，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

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
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竟然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
肃亲王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这让汪精卫十分惊讶，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
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以下是两人在狱中的一段对话）

肃∶汪先生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
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
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叁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
亲王既然读过汪某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
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
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
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
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
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
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FB弊害。
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
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
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这段辩论，被载入史册。在多年后我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慨。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也同样认为共产党的官员，都是些政治可靠，学识低下的蠢驴笨蛋。
后来因工作关系，时常与一些高干有接触时，我很惊讶他们的睿智与谈吐，以及对民众疾苦的关心。
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人。这是题外话了，不说了。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之慷慨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监狱中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一天汪精卫正在苦嚼着黄米饭，忽然一个狱卒给汪精卫塞进十个鸡蛋。
汪精卫拿着鸡蛋仔细端详了半日，在一个鸡蛋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原来是陈璧君买通狱卒给他送来的鸡蛋。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那一刻的感动，将永远铭记在心，永世不忘。

第二天汪作词一首，委托狱卒悄悄送给陈璧君：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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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在词的最后，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
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
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
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
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为这份真情所感动，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失声痛哭，但也高兴汪在感情上接受了自己。
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叁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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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次年武昌首义，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
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
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
然后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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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下篇预告：汪伪政权的成立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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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认为，若想客观的评判历史人物，必须要遵守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可悲的是，中国的历史学者有一个共性，只要大家都骂的人物，他们也都跟着骂，而且骂的更有水平。
当颠覆成为时尚、丑恶成为高尚、亵渎成为文化，不知这是时代的不幸，还是民族的悲哀。
说着说着就跑题了，言归正传。

毫无疑问，汪精卫确实是一个输家，从最初的阳光灿烂到最后的天昏地暗。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在上海苦战数月，以伤亡三十万的代价，毙敌六万余人。
德械师是蒋的全部家底，官兵均来自黄埔军校，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与战斗精神，在上海拼死抵抗了数月。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只用了两周的时间，攻克了美军守卫的菲律宾，英军守卫的新加坡，荷军守卫的爪哇。
以日军当时的战斗力，数月间毙伤六万余人未能攻克上海，由此可见国军德械师的战斗力，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德械师在倾尽全力之后仍然溃败，汪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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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汪认为，再这么搞下去，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既然已经拼尽了全力还是输，那就应该正视现实，对日讲和。
汪提出∶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日本军阀也想尽快从中国脱身，因为军费开支实在吃不消。
日本提出：只要蒋下台，并且承认满洲国，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
汪希望尽快停战，要求与蒋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则主张坚持到底。两人不欢而散。
在谁也不服谁的情况下，汪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
离开重庆时，汪给蒋留下一封诀别信，信中表示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
汪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许多学者都认为汪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毛泽东在延安打游击，但是游而不击。汪在重庆搞抗战，也可以抗而不战。
汪在重庆其实很安全，若要逃出重庆与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
汪逃到河内后，秘书曾仲鸣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结果当晚被蒋派来的特务击毙。
如果不是曾仲鸣在那一晚的舍身相救，汪早就丧命河内了。
因此，汪搞和平运动是冒著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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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日本军方原本以为，以日本的军力，三个月就可以击败中国。
但是中国的土地辽阔，纵深太大，国军虽在装备、训练方面不如日军，却是屡败屡战，越战越强。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只是苦于找不到谈判对手。
曾仲鸣的死，导致汪与蒋彻底决裂，并试图与日本人接触谈判。汪的出现，让日本人喜出望外。

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为代表，在上海虹口举行谈判。
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的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或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汪之所以同意这份和约，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提出的日本撤军之款，日本答应了。
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军。有了这一条做保证，汪便认为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
根据汪最初的设想，准备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再逐步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
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国人来说还是可接受的，汪也未必被国人责骂。
可是后来，汪的和平计划与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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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对中国有一个分而治之的战略。
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
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陈公博跟随汪精卫多年，事先并不知道汪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
汪把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起初反对，认为不妥。
汪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
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
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劝陈：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反驳说：
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
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经汪劝说，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
民国三十五年，陈公博以汉奸罪被逮捕，后在南京被处决。死前留给家人的遗言只有一句：政治无情，回乡务农。

汪的南京政府终于成立了，以汪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此事对抗战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很淡，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
但这次汪却一反常态，争着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汪是想救国的，他认为沦陷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沦陷区的人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府，
他幼稚的以为，日本人撤军后，土地收复后，他的政府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可是，日本人变卦了，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于是就想着干点啥事来挽回声誉。
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做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
可是这份努力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描越黑。
一步走错，步步相随。一念不正，百行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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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汪伪政府的出现，日本军方制定了不再扩大占领区的政策，史称战略对峙阶段。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何况汪是一个有思想有学识的政治人物。
如果有谁出于政治需要，把汪描绘成是心甘情愿的当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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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试问，如果当时的中国富裕强大，又怎会遭到小日本的侵略？那又何来汉奸一说？
遭遇强敌侵略的弱国，失地千里，沦陷区的人民总得有个自己的民族政府，因此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
因此，我们不应把汉奸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群卖国求荣的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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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国府严惩汉奸，凡与敌合作者，均以汉奸罪论处。汪记政府要员被押上法庭接受审判，同年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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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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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总部主任、社会部部长丁默村，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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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记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以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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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经济委员会委员殷汝耕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是个该杀的坏蛋，死的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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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之子汪文悌接受审讯，被判处刑期一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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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文化汉奸的国府委员周作人（鲁迅同胞兄弟），以汉奸罪被判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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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没有被处死的大头目周佛海，因其与重庆方面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关系，保住了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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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政府秘书长，后任南京维新政府主席的梁鸿志，以汉奸罪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图中穿西服者）
梁鸿志临死前，与一记者有过这么一段对话：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惜也。从容就死，奇也。人之复杂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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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死后，接替汪出任伪政权主席的陈公博（汪身后站立者）被处决。实业部长梅思平被处决。立法院长缪斌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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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规定，凡与敌合作者，没收财产羁押候审。各地大小汉奸均被当地法院以汉奸罪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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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九四四年汪在日本病逝后，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中山陵园梅花山一侧，国民党诸多政要死后都埋葬于此。
汪的陵墓现已无存，国府要员的陵墓都有大致的形制，根据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陵园规制，估计汪墓的布局也差不多。
我曾专程前往紫金山东麓的国民党烈士陵园（忠烈祠），那儿的文物被共产党毁坏了不少，但是谭延闿的陵园被完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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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蒋指使何应钦，在还都之前炸毁汪的陵墓。
何应钦指派工兵指挥部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令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
开棺之后，只在汪的上衣口袋找到一个由陈壁君书写的字条，上书：魂兮归来。
另外，还发现一本汪的手抄的诗稿，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
只是最后一首名为《自嘲》的诗，年月无考，估计是汪精卫病逝前写的绝命诗。
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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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若是生在当年，我绝不会跟着毛躲在陕北游而不击。也不会跟着蒋，忍百辱而不伸一屈。
更不会跟着汪与敌人合作，用屈辱换来和平。我只有一个选择，跟着张自忠战死在阵地上。
我并不认同汪的行为，叙述这段历史，只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分析这场悲剧的起因。
当我还是学生时，对汪这个人物怀有极大的好奇，我对他的前半生充满敬意，对其后半生充满疑惑。
或许，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各式的人物登场，汪在政治上的短视，让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不过，我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遵循传统价值与道德良知。
以汪的悲剧，自作聪明者，以此为戒。与虎谋皮者，以此为戒。一念不正者，更当以此为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