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的管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如即时生产、参与式管理、过程控制，以及对团队的日益强调等，这些也都导致了工作性质的变化。工人们不再仅仅要求完成一些重复性的任务，而要求能够做许多工作，需要对他们在工作组织中的角色有更为广泛的理解，能够和团队一起工作，掌握高水平的交际能力以及计算机技能。这不仅要求他们掌握更多的学问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创造性地思维、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并学会如何学习。这些变化必然要求职业教育课程做根本性变革。
人口中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技能水平结构、出生率等要素，一直是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要素，它对职业教育规模发展有较大影响。比如当前我国技师非常紧缺，那么技师培训就可能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生长点。出生率的高低也是职业教育规模起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个社会的分层过于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并且社会的垂直流动很困难，则有可能使得社会成员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原有社会地位的愿望很强烈，促使他们更多地选择普通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从而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困难。
非常强调民主的国家，必然也非常强调教育民主，反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离，主张实施综合高中。在课程上，则非常强调职业教育课程与普通教育的整合，美国和英国的综合高中的建立，都和其突出地强调民主有很大联系。战争对职业教育的破坏作用是无疑的，但战后却可能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如美国社区学院在二战结束后的大规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
教育活动是由教育者们进行的，因此他们的教育哲学必然会对职业教育的规模、模式与课程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当某种教育哲学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时，便可把它看做为脱离个体而存在的一个宏观因素。比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和美国教育哲学中认为职业性也应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之一就有直接关系。美国综合高中的发展，则和他们对教育民主的突出强调，反对教育中的双轨制有直接关系。
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教育体系中其它部分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职业教育发展，有时这种作用甚至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下滑，便和高校扩招带来的普高热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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