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魔女学園（小春分校）

亚穆斯

关于推理小说的发展过程
通过阅读本文你可以了解一些关于世界推理小说的历史发展和主轴分类的基础知识---------------------------------------------介绍推理文学的发展过程之前，我想应该先简单归纳一下推理文学的范围。由于写作的手法不同，一般我们统称为“推理”小说的作品，可以区分为“浪漫主义”及 “写实主义”；若要进一步分类，所谓的“推理”小说应该是偏向写实的作品；而带有幻想成份的作品，则应该称为“侦探”小说。但无论是侦探或推理，其基本要件是要有逻辑分析的成分，因此如果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将一些悬疑怪奇小说，也冠上推理之名，是不恰当的。   侦推文学的发展，一般皆是以“推理小说之父”爱伦坡（EdgarAllenPoe）为起点。   但实际上，爱伦坡的作品是由幻想小说转型而来，和现代的推理小说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他并没有长篇的作品。延续爱伦坡风格最著名的，则是家喻户晓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他的作品同样带有幻想色彩。而他们的著作较为单纯，爱伦坡的杜邦探案将不必要的情节加以省略；而道尔故事中的人物，除了福尔摩斯及华生外，往往只有委托人及凶手。在   场景方面，福尔摩斯中的凶案现场通常只有一、两个房间，一扇门及一、两扇窗，布局非常简单。这也是当时推理小说的特色。   而所谓“现代推理小说”，则是指本世纪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产生的作品，经过了一百年的演进发展，其中又以世纪初至二次大战前后的二十多年间发展最快，可以称为推理文学的黄金时期。其写作风格已脱离神秘小说的形态，而是古典短篇侦探小说适度的延伸，但仍维持了爱伦坡及柯南道尔传统的架构与精神，以侦探为主的推理分析依旧是作品重心。   克莉丝蒂、艾勒里．昆恩及贾德纳等人，皆是此时期欧美的著名作家，其中克莉丝蒂更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   以克莉丝蒂为例，其作品的特色有下列几点：   (1)塑造严谨的社会结构：   相对于福尔摩斯时期书中登场人物的稀少，克莉丝蒂笔下小说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者必须透过书中的介绍及对话，去了解每个人的性格及特征。   (2)扑搠迷离的案情：   前文提到过福尔摩斯的布局单纯，而克莉丝蒂笔下的现场则大不相同，一幢大宅中有十多个房间，屋内的格局附有草图说明，各涉案人的供词、行纵及隐私，皆有因果关系，往往需要数十页的篇幅才能将作案的过程说明清楚。   (3)主角形像塑造的鲜明生动。   而在二次大战前，有一批作家为避免侦探小说千篇一律，于是便在主角、写作风格上力求创新，而求新求变的结果使推理文学出现了新的写作形式，如心理惊魂小说、冒险动作或间谍小说、冷面硬汉派小说等，他们尝试重塑侦探形象、拓展取材范围，甚至走纯文学的路线，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跳出传统推理小说的窠臼。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推理小说大受欢迎，一些写实主义的作者便开始将自己想写的方向，融入推理小说的内容中，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写实派的作品。这一类的作品离幻想派更远，靠着天才侦探灵感轻松破案的情况也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的搜查与失败，最后才破案的情节。一般看到的警察及犯罪小说，便是属于此范畴。   以日本为例，虽然由于当时文坛有许多不懂推理技巧的一般文学作家有搭便车之嫌，将一些无推理成分的作品也冠上“推理”的头衔，使得部分传统派的推理小说迷对社会写实派不以为然，认为并不能归于推理文学的领域内，但不能否认社会派在推理文学的发展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为走“纯”推理分析路线的侦推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   以上的介绍是以欧美的推理小说发展的过程为主轴，事实上，在亚洲的日本在侦推文学的领域上，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及作品。由于推理文学是由欧美发源的，因此日本的推理小说出现的较晚，当传统派的侦探小说输入日本时，融入写实风格的作品也同时传入，使得当时尚未分辨清楚带有幻想色彩和写实主义差别的日本作家，创造出一些系谱不明且不太成功的作品。而这也使古典的推理小说在日本文坛，被写实派完全压倒达很长的时间。   日本的侦探推理文学，常用“本格派”作为区分标准。究竟什么是本格派呢？事实上，所谓本格派是为了和前面提过的，将自己想写的主题融入推理小说中的写实派做区分，如美国的冷酷硬汉派，而在日本则以“社会派”为代表。这些小说可以统称为“应用推理小说”。而本格派则是完全继承爱伦坡的精神，所写的纯粹作品。   换言之，本格派推理小说的共通点，是要具有“逻辑性”和“思索性”，而又可依其“幻想色彩”及“犯罪气息”再加以区分为“本格侦探”和“本格推理”日本著名推理作家岛田庄司，在其评论集“在本格侦探小说馆”中，对侦推文学的风格领域有以下的诠释：   浪漫（幻想）   ∣   ∣   ∣   ２∣１   逻辑────＋────－情绪   ３∣４   ∣   ∣   ∣   写实   由上图我们可以将前面提到过的不同派别作一个整理：浪漫主义的古典侦探小说，主要分布在第二象限，并且包含了一、三象限的一部分；写实主义的推理小说是指第三象限内靠左上方的作品；警察小说位于第三象限的右下方，以及整个第四象限内；犯罪小说则几乎全在第四象限内。若由这个角度来看，在二次大战后盛极一时的“社会派”，和所谓“纯侦探   小说”正好是完全相反的。   不过这种分法只是岛田庄司的见解，并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能因个人观感而有些许出入。一般来说，本格侦探小说（浪漫型）的作家，应以横沟正史为代表，之前有江户川乱步，之后有岛田庄司、绫十行人；本格推理小说（写实型）作家，则以鲶川哲也为典型；而高木彬光的作品两者兼而有之（但仍以浪漫型为主）；而和本格派完全不同、在50至60   年代风行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则以松本清张为代表人物。

亚穆斯

侦探小说是一种智力的竞赛。作者和读者斗智，像玩桥牌一样，得循规蹈矩，不能使用欺诈的伎俩。它的构思要新颖独到，布局要合情合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同时使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写侦探小说有许多规例，这些规例是不成文的，但是很明确，这是每一个稍有自尊和尊重读者的作家都应该遵从的。   以下我列出二十戒条，乃经验所得，仅供有志写侦探小说的朋友参考：   一、作者应该把所有线索交待得一清二楚，使读者和书中的侦探具有同等的破案机会。   二、读者所受到的蒙骗应该仅止于罪犯施诸侦探本身的那些诡计。   三、侦探小说不应该扯上暧昧和爱情，否则就纠缠不清，使一些纯粹智力的竞赛复杂化。侦探小说的任务，是把罪犯绳之以法。而不是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四、犯罪的人不应该是侦探本人，或者是警方干探中的一员。这是一种欺骗读者的卑鄙手段。   五、破案要靠逻辑推理，不能凭意外或者巧合，假如是罪犯自首的话，动机应该充分。否则，就有如哄骗读者去寻宝，到他放弃时，才让他知道宝藏竟在他的口袋里。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   六、侦探小说当然不能没有一个查案的侦探。侦探搜集蛛丝马迹，加以分析，最后揭露坏蛋的真正身份。侦探定要靠分析线索来破案，否则就和小学生偷抄习题答案没有分别了。   七、罪案一定要是谋杀案。谋杀案越血腥越残酷，效果就越好。比谋杀案轻微的案件，实在不值得读者花费精神和时间去翻三百多页书。美国人爱讲人道主义，一宗恐怖的一级谋杀案必定会激起他们的义愤。哪怕是多么宽厚善良的读者也不会甘心让凶手逍遥法外，势必兴致勃勃地投入追查。   八、破案的方法要合情合理。诸如读心术、扶乩、招灵、看水晶球那类的巫术，乃是侦探小说之禁忌。和读者斗智的应该是个凡人。读者在玄学的第四维空间里和神仙幽灵斗法，又岂有得胜的机会呢？   九、进行推理的主人翁只可有一个。假如动用三四个甚至是一群侦探来思考，不但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而且会影响本来连贯的思路。读者不知道和自己斗智的对手是谁，会感到额外的困难。再者，读者要以一敌众，车轮大战，会感到疲于奔命。   十、罪魁祸首应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人物该是读者所熟识、并曾经引起过兴趣的。将罪责推到一个从未出现的人物或者无关痛痒的角色，是作者一种无能的表现。   十一、凶手不可以是仆人、看门、跑腿、侍从、护林人、厨师之类的人，他们犯下的罪案是不值得写成书的。否则读者会觉得白白浪费时间，凶手最好是个平时绝不会受到嫌疑的重要人物。   十二、谋杀案可以有很多宗，但罪犯只宜有一个。同谋和帮凶是可以有的，但是罪责一定要集中归咎到一个黑心肠的凶手身上。这样，读者的义愤才有宣泄的对象。   十三、在侦探小说中加进黑社会，会把罪责分散，这样只会糟蹋一宗本来十分精彩的谋杀案。一旦牵涉如黑手党、剑魔罗刹匪帮之类的黑社会集团，小说实际上已变成惊险小说或警匪小说，不再是侦探推理小说了。罪犯当然要有个机会作公平斗争，但让他有黑社会作靠山就过分了点。一般稍有自尊的高级谋杀犯是不屑与黑帮同流合污的。   十四、犯罪和破案的方法都要合乎科学。换句话来说，假科学和纯粹想像出来的杀人方法一定要避免。毒药要出自《药典》。“超镭”之类的新发现原素只存在于作者想像之中，是不适合用于侦探小说的。作者一旦像儒勒·凡尔纳那样妙想天开，就已经是越出了侦探小说的范畴，闯进幻想小说的领域去了。   十五、罪案的真相，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应该都颇为明显，瞒不过特别聪明的读者。一般的读者假如在获悉真相之后把小说再看一遍，他会发觉真相原来一直都摆在他面前。一个尤如侦探一样精明的读者，不用把小说读到结局就能料到凶手的身份，这样的读者实在不乏其人。我有关侦探小说的基本理论中有一条是这样的：一本构思得合情合理的侦探小说是无法将真相瞒过所有读者的，总有读者比作者更敏锐聪明。假若作者把案件和所有线索都交待都清清楚楚，读者凭着独立分析、淘汰排队和逻辑推理等思考方法，应该可以和侦探同时指出真凶的身份。这就是侦探小说动人之处，也就是那么多不屑看流行小说的人会毫不脸红津津有味地看侦探小说的原因。   十六、侦探小说不宜有大段的描写和借题发挥、累赘的人物性格刻画和气氛的营造。这些东西只会使情节呆滞、妨碍推理，就像在球赛中间高歌自然之美或者在填字游戏时大谈词源和缀字那样令人讨厌。侦探小说是要陈述案情，加以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读者阅读侦探小说，追求的不是动人肺腑的抒情、华丽词藻的描写，而是紧张刺激的斗智娱乐。适量的描写和人物刻画是需要的，但只要能使故事有真实感，读者能够投入，就已经足够了。   十七、凶手不应该是个职业罪犯。劫匪盗贼犯下的凶杀案，由警局凶杀科处理就可以了，用不着劳动作家和业余侦探爱好者。凶手的声誉越显赫越妙。道貌岸然的教会支柱、社团领袖或以乐善好施闻名的独身富婆乃上佳人选。   十八、假如读者到最后发觉罪案竟然只是宗自杀案或意外事件，定会大感失望。这样一个反高潮的结局，实在有负读者的厚望。不但会向作者讨还书价，还会严厉声讨作者。   十九、侦探小说里的谋杀应该出于私人动机。国际大阴谋或间谍之间的残杀是属另外一类的小说。谋杀案应有现实感，使读者能投入，有一个机会去宣泄内心压抑已久的感情。   二十、我在下面列出用！日用滥了的十条，一个稍有自尊而勇于创新的作者都会不屑采用以下十条：   1、 侦探凭着在案发现场遗留下来的烟头和疑犯吸的香烟牌子来破案。   2、侦探制造幽灵还魂的假象来恐吓疑犯。使其露出马脚。   3、凶犯利用伪造的手指模来欺骗警方。   4、凶犯用假人来制造不在现场证据。   5、侦探凭着狗没有吠这个现象，揭露潜进的人实是熟人。   6、真凶原来是无辜被告的学生兄弟或长得一模一样的近亲。   7、使用皮下注射器和蒙汗药。   8、密室谋杀案在警方破门而入后才发生的。   9、通过测字联想来破案。   10、凭着弄通一封用密码写的信来破案。以上是范`达因的《侦探小说二十准则》，广为流传。当然，事易时移，一些条款恐怕已不适合现代。想要按图索骥，凭此找出凶手就更可笑了。

亚穆斯

到底佛法是什么？^^
转之前犹豫不少时间，不过还是决定转了，如果有人愿意看我就会继续转完，目的呢并不是说就叫大家学佛了，只是感觉大家对佛教的了解真的不多，大多是靠自己的想象和被一些现实中的表象迷惑误解了佛教，所以呢，只是想让大家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到底佛法是什么，佛法到底和我们想象中的迷信有没有区别^^进来看的人呢，如果您对佛法有厌恶之情，请不要看，免得心生烦恼回帖言语不妥造下恶业^^若您对佛教稍微感兴趣想知道知道，就请耐心的看完文章，一定让你知道佛法与你心中想象的必有很大区别，其实我和大家原来一样，对佛法有很多迷惑和误解的地方的^^此节选转载自已故的旅美大德张澄基教授的<<什么是佛法>>各位大善知识！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朝代，很少有超过一千年以上的统治时间。中国的周朝，号称是一个极长的朝代，前后一共也不过八百多年；罗马帝国，在东西分裂以前，统一的时期，也不过五百年左右。但是，世界上的五大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回教是最年轻的一个，到现在也已经一千多年；基督教则将近二千年，佛教、印度教和犹太教，都已超过两千年。世界上以亿万计的个人死去了，万千的家族灭绝了，万千的国家和民族衰亡了，独有宗教却能在各种激荡变乱中长存不坠。这个铁的事实，说明宗教是全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需要。这个需要是超国家，超民族，超时间和超空间的。宗教不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人类的第二生命。地球上有人类一天，就有宗教一天。有些人以为食和色是人类两个最根本的需要。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食和色是人类两种生物性的需求，人类还有一个与其他动物不同的那就是宗教性的需要。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宗教性的需要；”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宗教性的需要，就是人类心灵对真理永恒，圆满，或至善，至关，至真的不停的追求。在这个片暂，苦痛和迷茫的人生中，人类最是需要心灵的依托，凭藉和归宿。人生有许多的非人力所能补救的缺陷和迷闷，悲哀和苦恼，这一切，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宗教的需求，是人类最根本的三大需要之一。它的力量，有时远胜过其他两大需要。因为这个缘故，宗教才能在世界上留存这么久！以上系就需要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重要性，现在再就因果的道理，来捡讨为什么宗教会在世界上永久留存。古代的帝王，大都说不上有什么政治理想，凭藉权术与武力，得了天下以后，就乐享其成，还要把天下传给子孙。他们的目的或发心，多半是自私的，绝少有广大的理想和悲愿。根据佛法所谓“如是因生如是果”的原理，以这种发心为因地，焉能生万世太平的果呢？现代的政治领袖，则都以自己的国家或势力范围的利益为前提。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正义，更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安乐。这种有限的心量，自私的企图，和不择手段的唯利主义，怎能为全世界人类所崇仰，而能永恒的在全世界人心中长存呢？宗教之所以恒久留存，就因为他的教义多半是超国家，超种族和超现世的。在教义上具有国家性和种族性的宗教，例如日本的神道教和犹太民族的犹太教等，虽然也能因其具有宗教的超现世性，而能在其本国或本族长存不替，但终究不能超越国族的界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这就是如是因生如是果的明证。世界上任何政治主义及政治措施的所以不能在世界上留存长久，就因为这种主义或措施，每每只是为解决某时代当前的问题，或人生某一部分的问题。其“发心”既偏狭，其意图多自私，所以其价值微小，不够条件在人心中永恒存在。宗教就不同了，宗教的着眼点，不但要解决人类当前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人生永恒的问题，不但谈人生，而且谈人死；其心量不但超越国家，种族和阶级，而且超越现世。所以宗教能长远的为全人类所需要。因为现世的一切，纵然能够满足，亦不过暂时的，人类决不能因现世的满足，而以为得到真正的满足。以上说明宗教对人生的意义，也说明了为什么二千五百年迄今，佛法的需要和价值，亦愈见得明显，愈有研究及身体力行的必要。什么是佛法呢？通常介绍佛教或佛法，多是从历史的观点来叙述，从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出家、成道、传教讲到以后分南进的小乘佛教及北上的大乘佛教，以至传入中国后分各宗各派的说法。这种用历史的眼光来介绍佛法，虽然有它的价值，但对于佛法是什么的这个问题，终究还仅说明了外表，而没有深入骨髓。我今天并不想用三言两语在这短时间内，就可彻底解答什么是佛法，但想不采用历史性的介绍，而试将这个大问题，用三个不同的方向来说明，至于我这种讲法，究竟是否能使各位得到益处，还是要请各位不吝批评指正。那三个不同的方向呢？第一是比较佛法和其它宗教的不同。目的是在用衬托的方法来说明佛法。第二是以大乘佛法人人都具佛性的真理为中心，说明我们还未成佛的原因及何以修禅定是成佛的途径。目的在用直叙的方法深入佛法骨髓。第三是针对现代一般人的生活情况，介绍若干符合佛法修持原则而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容易实行的方法。目的在使人人易于自己体验，逐渐引入，终有一日，明白佛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光讲佛法与其它宗教的不同。一般人都以为佛教只是世界上多种宗教的一种，凡是宗教，都是大同小异，其实佛法和其它的宗教有着大大的不同，在今日人类思想紊乱，彷徨，各种宗教都在声嘶力竭想挽救这个崩溃的趋势的时候，这些佛法和其他宗教的不同之点，正是说明佛法为什么是顶伟大，彻底，积极，足以担当起挽救狂澜，解脱人生痛苦的最上法门。我这里所谓的一般宗教，是指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而言。这些宗教，在他们的教徒之间，也许认为彼此的教义相差很大，不能相容相通；但我们如用佛教的教义来和这些宗教的普遍宣传的教义比较，则觉得他们的基本教义，实很少大不相同处，因此为易于说明起见，我将佛教以外的宗教系，列为一个系统，而拿佛法来和这个宗教系统作比较。我归纳比较的结果，认为佛法和其他的宗教有七个大不相同之点：佛法与其他宗教的第一个不相同点：“佛法否认上帝造世界及最初的开始”。所有一切的宗教，除佛教外，其他任何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相信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上帝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可以做。可是佛法却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创造世界万能全能的上帝，因为佛法在基本理论上，根本不承认有一个创造世界的最初开始。佛法的理论：“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人类“有限”的心理，不能涵括万千的因果关系，为其本身的假定罢了。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说明。譬如讲今天这个演讲吧，大家都说，是八点钟开始，九点钟终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演讲绝不是一个最初的开始。因为显而易见地，在演讲开始之前，还有其他许多“因果相续”关系的存在。八点钟以前，各位或在家中，或在其他地方，纷纷到这里来。这些都是在演讲会以前所发生的事。对这些事而论，八点钟的演讲是终了而不是开始。演讲会之后，各位又纷纷散去，坐车的坐车，走步的走步，这些都是在演讲会以后所发生的事。对这些事而论，九点钟的散会是开始而不是终了。因此“开始”这个概念，只有在对某一特指事物而言时，方有其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最初的开始，或绝对的开始，是根本无意义的。一般宗教的“宇宙原始”论，即是犯了这个错误。将漫漫无究无尽的宇宙“因果大相续流”硬生生地凭着自己的有限性的意思将它截断，硬说有个开始。因为有这么一个最初开始的假想，所以接着就弄出一个创造世界的万能上帝来。问题是：上帝如果是万能而又慈悲，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这些苦痛的众生，当皮球一样，一脚踢上极乐天堂，岂不痛快！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实则上帝也是思想上的假定。上帝这个概念，是由于古代人民震慑于宇宙间许多不能解释的现象，如雷电、地震、海啸、瘟疫等而来。人类创造出来这个“神的”观念，不仅对宇宙现象的奇妙，有了解释，同时也满足了人类实际的需要，使他们得到了“安全感”。这种观念，在人类政治社会的进展上有它的价值。可是要谈真理，这种人为的假定，就很难自圆其说。佛法不但说明“最初的开始”是人类有限性思维的产物，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创造世界，造人造物的上帝，也是人类思想中的幻想。佛法的智慧因此超过了其他宗教的基本教义，这是佛法和其他宗教的最大的一个区别。佛法和其他宗教第二个不相同点：“佛法的目的，是要使人人成佛，但其他宗教，却绝不许可人成上帝”。佛教里有至高的佛陀，有菩萨，也有天神；但是佛教里的至尊的佛却与其他宗教的上帝完全不同。要说明这一点，我想先对“佛”下个简单的定义。通常我们简称释迦牟尼佛为佛。在历史学家的眼光里，释迦牟尼佛是二千五百余年前印度的一位思想家；在佛教徒的心里，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里佛教的创始人或教主，可是在佛法里，释迦牟尼佛是万万千千，在无尽世界中，无量诸佛中的一位佛。我这里所要向各位介绍的“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下的“佛”的定义如下：“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要凭自己的努力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佛不仅是和其他宗教中的万能上帝不同，释迦牟尼佛且告诉我们：这个理智、情感及能力都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佛法中也叫做佛性）人人原都具有。只有像平静的湖面上起了波涛，失去了明镜似的水面一样；人类恋着于外境及现象，与假定的诸般设想，为所谓生存、名利、情爱、权力疲于奔命，一直到老死，还不觉悟，因此埋没了本具的佛性；使其本具的至高的理智，至富的情感及无限的能力，不能同时达到最圆满的境地，不能从烦恼苦痛中解放出来。佛陀（释迦牟尼佛）说法应世的目的，即是在教导众生，开显其本具的佛性。佛的悲愿，是要使人人及一切众生都成为和自己一样至善至上的佛陀。所以在佛的眼光中，一切人类及众生，同具佛性，一律平等。其他的宗教则不然。在其他的宗教中，上帝和人是永远二个对立的单位。上帝是上帝，人是人。这位万能的上帝，是一切教示的中心。人要信奉上帝，才能得上帝的救，人要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死后可以上天堂，去和上帝住在一起。可是人却永远不能成为上帝，上帝与人之间，始终有一条鸿沟。基督教和回教中，有所谓神秘主义派，虽也能达到很高的所谓：与上帝合一的境界；但此“合一”“Unification with God”，始终意味着一个二元，人毕竟不能完全成为上帝，只能与上帝“合一”而已，此一对立“Dichtomy”概念，实为其基本教义的限定所形成。因此许多有高深境界的耶教圣哲，如埃克尔（Master Eckhart) 及回教圣哲阿哈那佳(Ai Hallaj) 皆被指为异端。前者受到教会的严厉谴责，后者竟身遭遇害而被处死。佛不以自己成佛为满足，他要人人成佛，也教导大家如何成佛。这一个一切平等、大智、大悲的怀抱，其伟大及深广处，确在一般宗教之上。总之，佛法是教人要有自尊自信，为使自己从生死痛苦中解脱出来，为使一切众生从生死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该珍惜佛陀传给我们的教导方法，加倍努力，开显我们本具的佛性，使人人成佛，完成理智、情感、能力之最圆满境地的人格。

亚穆斯

英雄？汉奸？如何评价李陵
　　　　一般来说，在中国的网络界，最遭人恨的莫过于汉奸。但凡是有点名气的汉奸，哪怕是卫律那号的汉奸，也是要被骂的。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也有的人，在当了汉奸后，不但在如今的网络上没挨骂，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人气英雄，下面要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首先让我们梦回汉朝，回到那个后世中国网络界无比怀念的年代。那是一个刚劲质朴的年代，一个激情、宏放、悲壮的年代。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忍辱负重的司马迁、有长胜不败的名将军卫青、还有壮士悲歌李门一族……　　　　　　　汉朝初期的陇西李氏，乃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其中的李广被匈奴人呼为“飞将军”，是西汉王朝最著名——恩，至少是在我们心中西汉王朝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不过这和本文的关系不是太大，毕竟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他的孙子李陵。　　　总的来说，李陵的父辈和祖辈与有名的卫青—霍去病一派都不太对劲。不过似乎这并没有太大的妨碍李陵的仕途。到底是因为李陵有着“善射，爱士卒”的能力还是因为托了“天子以为李氏世将”的祖辈的福分不得而知，反正刘彻对李陵颇为重用。在他成年后不久就被成了“骑都尉”，在酒泉、张掖驻防， 手下也有了5000名的部下。　　　此时卫青的时代已经结束，接替卫青的是刘彻的另一个因为自己漂亮姐姐而进入军队的人物——贰师将军李广利。公元前９９年，也就是天汉二年，李广利领军三万出击匈奴，李陵带着他的五千步兵——根据《史记》中“射士步兵"的记录判断，大概是清一色的弓兵，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原本给李陵的任务是"为贰师将辎重"，也就是保护李广利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线。　　　如果李陵就这么答应下来，应该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凯旋后如果运气好职务也能提升吧。不过此时年轻气盛或好大喜功的李陵不干了。他跑到刘彻面前说："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翻译过来就是"我的部下，统统是那种近乎yy小说男主角那样的强者，那么强的部队如果只是作为李广利的运输队未免太浪费了。请让我单独作战，去吸引匈奴军的注意力吧！"　　　到底是因为不忍心让李陵就这么挂了，还是因为不想更改整个作战计划，刘彻一开始没答应李陵。“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也就是"这年头当军官的他咋就都不想当别人的部下呢？这次是大规模作战，俺没有多余的兵力，尤其是马匹可以调拨给你。"　　　李陵则牛气烘烘的说"我还需要骑兵吗？有那五千步兵就足够！看我来个以少击众，踏平踏平单于王庭！"刘彻也是那种喜欢华丽作战的人物，一听李陵有这么大的把握表演战争魔术，立刻也就跟着"壮而许之"了。　　　经过一系列的混合着嫉妒、猜疑、无奈、后悔等的行军后，李陵顺利的推进到了浚稽山下，与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遭遇，于是五千对八万，"以少击众"的大战就此开场。　　　根据《汉书》的记载，这一仗打得空前惨烈，匈奴一方损失累计大约在一万左右，一直连单于本人都一度打算放弃。不过最后由于军候管敢的出卖，弹尽粮绝的李陵军团到底还是陷入绝境。　　　黄昏降临后，李陵换穿便衣，独自出营，告诉左右不许跟随——说自己是要去独自劫持单于。离开汉军营地后过了“良久”，在这一大段时间内，李陵到底在匈奴军的营地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不得而知，史料上上也没说。不过李陵回来后做了什么倒是记载的很清楚：他一回来就大声嚷嚷着“我军已经彻底失败了！这下我们都死定了！”出发前“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的豪言壮语似乎已经被抛到脑后了。　　　此时也有部下建议投降后再曲线救国，却被李陵一句“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吼了回去。于是悲壮的突围开始了。因为李陵在皇帝面前的豪言壮语，五千士兵全军覆没，最后活着回到祖国的幸存者只有四百人而已。　　　在这四百人中并没有李陵，既然李陵没有突破重围返回祖国，那么一定是如同副将韩延年和其他四千六百名士兵那样，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誓死奋战，最终为国捐躯了吧。错！当李陵看到自己身边的将士们全部阵亡，匈奴的兵刃逼近自己的时候，他下马投降了。　　　当因为自己的牛皮吹破而使得数千将士处于困境的时候，李陵没有投降，而是命令部下死战；当自己的部下还剩下几百人的时候，李陵嚷嚷着“投降的混蛋，阵亡的是好汉”而下令部下死战；当自己的部下还剩下韩延年等十来个人的时候，李陵还是在奋战；当自己周围的部下一个个的为了国家大义而玉碎，到最后轮到李陵自己的时候，他竟然投降了。　　　“无面目报陛下”有没有面目去见等在长安的武帝刘彻姑且不论，李陵有面目去见为了守护自己而刚刚死于匈奴人之手的副将韩延年吗？他又有面目去见豁出生命来信任自己，而又被自己送入死地的那四千六百名士兵呢？换做是飞将军李广当了俘虏，哪怕是身受重伤也要设法逃回来。不过李广的孙子李陵显然没这个觉悟——至少我没找到关于他设法返回祖国的史料记录。　　　一开始刘彻也想当然的以为李陵是为国捐躯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召开祭奠大会举行国葬什么的，而是找来李陵的家属，于是事情穿帮了——李陵的家属怎么看也不像是死了亲人的样子，后来李陵投降的消息也得到了正式渠道的确认。由此可见，武帝刘彻比后世明朝的崇祯精明的多，这才没闹出如表彰汉奸洪承畴那样的笑话。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群臣异口同声的跟着刘彻批斗大叛徒李陵——可惜是缺席批斗。就在此时，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登场了。司马迁与李陵交情具体如何不得而知，也不排除司马迁是因为想到了李广与李敢等人受委屈历史而打抱不平的可能。       　　　根据《汉书》记载，司马迁的辩护词全文如下：“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李陵投降的时候司马迁不在现场，“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我不清楚。不过在部队被包围时，曾有部下建议他“将军威震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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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卷五十 林凤祥 吉文元 朱锡琨 黄益芸 李开芳 曾立昌 陈仕保 许宗扬~^_^
林凤祥  吉文元  朱锡琨  黄益芸林凤祥广西桂平县白沙人〔一〕，生于清道光五年〔二〕。务农为生，加入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八月，会友李得胜寄有耕牛在他家牧草。岭尾村地主勒索李得胜要银钱，李得胜不肯给，就有两人去凤祥家牵他的牛。凤祥把牛夺回。第二天，就有四、五十人到凤祥屋面前叫打，正要用大炮打来，凤祥等五人执兵器跳出，把敌人打散。敌人起二百多人来交战，凤祥等五十八人又把敌人打败。派人到平在山报告请示。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作了指示，一面吩咐，现在起义筹备还没有成熟，「回去各要灵通，切不可作过当事」，一面大大夸奖会众「十人能打破贼一千」，宣传「万事有朕高老（称天父）、高兄（称天兄）差使天兵天将扶持」〔一〕，来鼓劢会众的斗志。金田起义，凤祥每战当先。既克永安，授御林侍卫。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九月，在长沙升土官正将军，十一月克岳州，升殿左一指挥。十二月克汉阳，升殿左一检点，率领战士先登武昌，升天官副丞相〔二〕。攻城陷阵，凤祥最为骁勇善战，与李开芳同是太平天国虎将。癸好三年二月，攻南京，先登义凤门。休军三天，即去取扬州，截断了清朝漕运。四月，命凤祥为北伐军统帅，率领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后一、后三、中五、左二、右一共九军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一〕。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凤祥率军从扬州出发，乘船到浦口登陆，清朝防军驚溃，遂向安徽挺进。十一日（夏历四月初九日）克滁州。十三日（夏历四月十一日）克临淮关。在此稍停。二十三日（夏历四月二十一日）克凤阳府。向东北急行军，连下还远县、蒙城县、亳州。到处布告安民〔二〕，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势如破竹，所向无前。五月初八日（夏历五月初六日）从亳州进入河南，在商邱宋家集打败清朝河南巡抚陆应穀军队。第二天，归德府人民乡应，打开城门，迎接太平军入城〔三〕。太平军原定进军路线，要在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岸埠头刘家口渡河。刘家口是当时山东、河南各省商船汇集所在，属山东曹县辖境，过河就可以向山东省挺进，取道山东，进攻北京。于是凤祥与李开芳连夜带五军兵将赶到刘家口取船。不料敌人采取防守黄河计策，先把船只尽收泊北岸，到太平军将抵刘家口时，就放火把船只烧光。太平军无船可渡，不得不改变计划从河南渡黄河向直隶进军〔一〕。十二日（夏历五月初十日），大军折向西进，经睢州、杞县、陈留县、进到开封，也无船可渡，乃到朱仙镇设法渡河。十六日（夏历五月十四日），在朱仙镇派人带密禀回天京，报告入河南后的胜利，及将渡黄河克服困难、力图成功的决心，说：小卑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等回覆禀报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等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余，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二万有余手，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同众谪（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壹〔只〕。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扎驻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琨二位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卑职吉文元，朱锡琨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蓆，约杀得妖二千有余，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二万余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余架。大沾天父天兄权能看顧，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琨连夜布置，于十一日统兵往河南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穀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清军防守黄河，河南、山东、江苏三省黄河渡口，处处严防，都把渡船撤归北岸，太平军到朱仙镇，仍然无船可渡。后来得到人民报告，知道巩县洛河泊有煤艇，可以乘煤艇从洛河入黄河。于是大军再向西进，经中牟、郑州、汜水，到达巩县。二十四日（夏历五月二十二日），大军在汜水口陆续渡河。因船少人多，至三十日（夏历五月二十八日），尚未渡尽，清军已追到，未渡河的队伍约三千人，从汜水口南归，沿途冲破清军截击，以被敌人驚为传第九林凤祥吉文元朱锡琨黄益芸李开芳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馀分尤足蔽日」的威势，经湖北回到安徽军中〔一〕。大军渡过黄河的队伍，在二十八日（夏历五月二十六日）就进人温县。六月初三日（夏历同），四面急攻怀庆府。当地人民起义加人，声势愈大。济源、孟县人民踴躍犒军，供应粮食牲畜，源源不绝。清廷闻太平军渡河，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绥远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军务，与内阁学士胜保、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军屯东北，分五路援怀庆府。太平军外拒敌援，内攻坚城，相持五十多天，到七月二十八日（夏历同），撤围西进，经济源，从王屋山中邵原关进入山西，打算从山西乘虚直取北京，「到处黄榜安民」〔二〕，纪律严明。三十一日（夏历八月初二日）克垣曲县，八月初三日（夏历八月初五日）克绛县，初四日（夏历八月初六日）克曲沃县，初八日（夏历八月初十日）克平阳府，初九日（夏历八月十一日）克洪洞，赵城各村镇争先送驘马米粮犒军。霍州人民大开城门，储备粮食欢迎大军。十五夜（夏历八月十七夜）自洪洞折而东趨屯留，二十一日（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克潞城县，二十二日（夏历八月二十四日）克黎城，由太行山中复入武安、涉县向直隶挺进。二十六日（夏历八月二十八日），遂克直隶军事重镇临洺关。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溃走。清廷褫讷尔经额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于是凤祥统帅大军，向北急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地。九月初九日（夏曆九月十一日），前锋迫保定，震撼了清京〔一〕。捷报传到天京、叙功封凤祥靖胡候，李开芳定胡侯，吉文元平胡侯、朱锡琨剿胡侯。清帝奕詝急派惠亲王绵愉做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做参赞大臣，总统四将军督旗营察哈尔兵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合力抗拒。奕詝料想北京快要失陷，诏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宫所在地热河〔二〕，他已经做了逃窜热河的准备。北京城内官僚地主看见清朝统治快要坍臺，逃离北京的不下三万家。北城是向来户口最繁盛的区域，计有一万八千多户，仅乘八千户〔三〕。北京在兵慌马乱之中。时清军已严扼保定，十八日（夏曆九月二十日）凤祥乃从深州乘虚而东，打算经沧州、静海从东面直取北京。二十一日（夏曆九月二十三日）克獻县。先是这年七月三十夜（夏曆八月初一夜）天津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再筑再决，大水南趨，天津、静海、沧州、任邱、大城，弥望汪洋。到这时候，大水还没有退。清帅僧格林沁当太平军到达獻县动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向已分明时，他就上奏清廷判断天津、静海一带，积水成河，不通旱道，太平军难从这一条路线去进攻北京。可是凤祥却没有侦探明白，就挥军东进，二十三日（夏曆九月二十五日）到沧州附近，就遇到大水。将士负重涉水，枵腹奔驰，经过艰苦万状的行军，于二十五日（夏曆九月二十七日）到达静海，水更大了。明天，大军继续进发，不料这一天大雾，加以大水淹没，迷失道路，竟错向天津，一片汪洋，无法行进，只得暂时留屯静海、独流〔一〕。天津杨柳青一带人民见太平军到来，他们欢欣鼓舞地欢迎，编了一首歌谣唱道：争天下，打天下，穷爷们天不怕来地不怕。杀到天津卫，朝廷好让位，杀到杨柳青，皇帝爷发了昏〔二〕。由于天津运河决口这一场大水，使太平军到静海后进军北京受到大挫折，却给清朝统治者得到调动军队的时间。十月初，清朝大军络绎到天津，重兵结集在杨村一带，太平军失却了以闪电攻取北京的时机，而被阻在静海、独流。这时候，附近村庄都被水淹，太平军共有四万人，无法供应。甲寅四年正月，粮尽〔一〕，凤祥率领大军经大城、献县南退。二月，入阜城，清军追至，平胡侯吉文元英勇牺牲。三月，凤祥突围南走，僧格林沁来追。凤祥入守东光连镇。四月，闻天京援军到山东，凤祥派李开芳带骑兵去迎接。开芳到高唐州，援军已溃败，清军来围。凤祥与开芳隔绝不通。凤祥在连镇，树木城，浚濠沟，岩守待救兵。清军来攻，辄把它打败，死伤累累，敌军心恇怯，畏缩不敢向前〔二〕。守到九月，粮米已尽，以黑豆充饥，将士都有饥色，清军才敢进迫。乙荣五年正月，清军进攻愈急，凤祥指挥将士，或战，或守，既整且暇，敌人攻打不下。十五日（夏历正月初三日），退集西连镇一处，敌人更番进攻，坚守到三十一日（夏历正月十九日），木城中火被焚烧，将士在烈火中鏖战，木城以内，屋宇墙垣被火烧塌，中炮，遭压，伤亡殆尽，连镇始陷。凤祥身受重伤，退入地洞，被敌人搜获，槛送北京〔三〕。二月初八日（夏历正月二十七日），凤祥在北京西市就义，他被敌人寸磔，「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一〕，英勇地光荣地表现了革命英雄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癸开十三年追封求王，子某袭爵〔二〕。吉文元，广西老兄弟。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五月，在象州新寨时授御林侍卫。壬子二年十一月克汉阳，升伸后副侍卫。十二日克武昌，升士一副将军。癸好三年二月，大军攻南京，升殿右六指挥，文元率众先登。二十三日，加封春官副丞相，巡守天京附近沿江一带。三月，天王命将北伐，以文元骁勇，诏与林凤祥、李开芳统兵北伐〔三〕。转战数省，直抵天津。每战辄先陷阵，所向有功，封平胡侯。甲寅四年二月，北伐军退阜城，敌帅僧格林沁、胜保追到，围困阜城。十七日（夏历二月二十五日）敌人攻急，文元亲出指挥，额角中炮伤，裹创力战，不幸腰胁又中箭数枝，落马身亡〔一〕。朱锡琨，广西博白县人。金田起义，博白县人前来参加的很多〔二〕，锡琨被任为右军长，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七月，擢戊一监军，带中一军，屡破清兵〔三〕。这年秋，克复广西永安州，敌人来围困。十月，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遣叛徒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永安州作内应，并图行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朱八是朱锡琨的叔父。时永安州被困十分危急，周锡能以为利用朱八与锡琨叔侄的关系，一定可以煽动他，因此，就在黑夜裹偷偷地与朱八一同去找锡琨，竭力用诱惑的手段劝锡琨降敌，说包有封赏。锡琨听了，十分愤怒，气冲冲说：「我断不做这种事」！把周锡能、朱八赶走。第二天早晨，锡琨被派去水斗（即水秀）军营造册，他打算晚上回来，然后禀报。就在这一天，周锡能谋反阴谋给杨秀清破案了。杨秀清以锡琨闻说此情，不即回禀，命杖一百。又以他身居监军，不知缓急之事，命再杖一百。到处决叛周锡能、反革命分子朱八等的时候，锡琨也被枷锁在朝门示众。他大声呼喊道：「众兄弟，各人要醒，我朱锡宝托赖天父权能，不然险被我血叔朱八害死了！我血叔如此狼心，众兄弟要将他凌迟了」！这一件事，说明朱锡琨立场的坚定。〔一〕。壬子二年九月，至长沙，升土一总制。十一月克汉阳，升土官副将军。十二月克武昌，升殿左三指挥。癸好三年二月围南京，锡琨督攻大东门，既克，升殿左三检黠，即命守大东门〔二〕。四月，天王命锡琨与黄益芸统军随林凤祥北伐，从浦口登陆，错路误入六合县，宿营城外，夜二更，营中失火，顷刻十多处火药轰裂，烟燄亘天，将士死伤过半〔一〕，锡琨从大火中冲出。旋与凤祥等同向安徽、河南挺进。五月初九日，攻克归德府。第二天，清军反攻，锡琨与吉文元统率将士出击，又大败清军。十六日，到朱仙镇。这年九月，天王赏北伐诸将功，封为剿胡侯。甲寅二月，北伐军从静海、独流转移阜城时，锡琨率领先锋营驻城外，清军马步一齐合围，四面攻击，城外各营都被攻破，锡琨率领先锋营死守营垒，用砖石奋力抛击，打败敌人，城外据黠，得以保存〔二〕。从阜城这一役后，现在还未发现有记到他事迹的记载。他当牺牲於甲寅四年二月阜城这一役后，至乙荣五年正月三十一日连镇覆没这一段时间内。黄益芸，广西人。初为杨秀清卫士，以骁勇闻名。他善用章药治疗创伤。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封为前一军拯危急，职同监军，担任急救伤员任务。旋擢木正木一甲一监军。十一月克岳州，升土二总制，领中二军，攻汉阳，战败降为伍卒。癸好三年二月。大军下南京，复升金一总制，领右一军，攻旱西门。三月升土官正将军。四月升殿右十六指挥，命与朱锡琨统军随林凤祥化伐，行军错路误入六合，夜宿营，不慎失火，被焚牺牲。这年九月，叙北伐诸将功，追封灭胡侯〔一〕。李开芳李开芳广西郁林州人〔二〕，冲锋破陈，与林凤祥齐名。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授戊监军。明年七月，升金一总制，带右一军。从西王萧朝贵攻长沙，连下桂阳、嘉禾、攸县等地。九月，在长沙擢金官正将军。十一月克岳州，升殿右二指挥，率劲旅攻克汉阳，升殿右二检黠。十二月克武昌，升地官正丞相。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下江南，开芳先到南京，攻聚宝门。既克南京，命开芳与林凤祥、罗大纲取镇江、扬州。三月，下诏北伐中原，以开芳为大将〔三〕。四月，破临淮关，下凤阳府。五月入河南，从巩县渡河攻怀庆府，七月底西趋山西，复折而东，由河南入直隶境。九月，前锋直指保定，清京大震。叙功封定胡侯。旋经沧州北上，屯军独流镇，与凤祥静海太营声息相闻，清军不敢犯。明年二月退到阜城，平胡侯吉文元战死。三月，再退到东光连镇。四月，开芳率马队六百三十多名突围去临清迎接援军，在途中知援军溃败消息，就入据高唐州，与跟追的清朝馀差大臣胜保军相拒。开芳在朝西等城墙用布挽做软梯，南城墙下穿有地道一条。其馀三门俱用土木为垒，仅留缺口一处，以便出入。五月初十日（夏历五月二十日）以后，常乘黑夜出城袭击，每攻一处，清军马队辄被冲散，多所杀伤，而六月十九夜（夏历七月初一夜）尤甚，先把吉林马队冲散，又从南面扫荡到西南面，一直打到胜保大营后，胜保愈惶恐，惴惴自保〔一〕。开芳入守高唐州时，即派人回连镇向凤祥报告援军已溃散的消息，请即撤退到来，他在高唐州等候，一同南归〔二〕。到乙荣五年正月，凤祥军覆，清帝奕詝拿问胜保，命僧格林沁移军赴高唐州，合胜保所部来围攻。开芳见僧格林沁兵到，知凤祥军已覆没，始决定突围。时战士尚存五百多人。二月初十夜（夏历正月二十九夜），开芳率领出东门，纵马向东南急驰，打算经济宁入江苏丰县，渡黄河南归〔一〕。第二开晨，驰到茌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带马队追到，步兵也跟着到来，把冯官屯围困，四面筑炮台，向村内轰击，房屋尽被击塌。太平军在村内掘挖土濠，盘旋三匝，可从地下通行，即在沟内掘窖潜藏，以避炮火。围濠之外，复挖小孔，战士伏在地下，向外瞭望，俟清军逼近，鸟枪打得到的地方，即向上开枪。清军伤亡累累。僧格林沁不敢进逼，他展转筹谋，因冯官屯旁旧有汉河，可通徒骇河，乃用水攻，引放运河以灌冯官屯〔二〕。太平军从屯内向西南面的清军礮台边开地道，打算轰开缺口突围。三月初八夜（夏历二月二十八夜），先向这一面佯作突围，与清军略一接伏，即诈败退回。清军自以为防守岩密，太平军不会再从这方面来突围了，不加警备。第二夜，太平军就在这裹放地雷把炮台前的濠墙炸塌，立刻冲出，斩杀清军。清军仓卒失措，四散逃命。时炮台外还有围濠一道，太平军正在赶急填濠，僧格林沁已闻警，飞调大军到，扼濠堵截。太平军苦战不能过濠，乃把炮台上的大炮和其他军器一起俘获，从容退回沟内。清帝奕詝得败报，命军机大臣傅谕僧格林沁等欢息说：「甚至伤亡兵勇，遗失炮位，似此情形，……以万馀兵勇，围数百之贼，百计经营，迄无把握，朕心宝深焦灼」〔一〕。三月十三日（夏历三月初四日），清军引河工竣，第二天，放水淹浸，围堤以内，高处有水三、四尺，低处水深至五、六尺，太平军潜伏处，都有水三、四尺，火药、穀麦半被水浸。在水淹的第二天，太平军在西北面清军炮台附近埋的地雷，其火药袋、火药篓都被水漂出。从此地已遭水淹，不可能再用地雷轰塌围墙。三月二十九日（夏历三月二十日）以后，水势已经成围，难以飞渡重濠，但英勇的太平军决不在困难前低头，连夜向清军南北炮台进攻，企图突围，终因兵力太相悬殊，敌人又靠大水作围，都被阻截退回〔二〕。僧格林沁要活捉开芳，假说爱他才干，望他来投。开芳正在无计可施，以为何不如将计就计，竟出下策，於四月二十一日（夏历四月十三日），先派心腹先锋黄近文带领将士一百四十多人，混入难民内，齐出诈降，在外接应。他看见僧格林沁把诈降的将士用小船渡出重濠，以为敌人中计，到二十四日（夏历十六日）晨，大凤骤起，飞沙扬尘，瞬息不辨南北。他就写一封诈降信给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要他先缴械。开芳带领将士，全副武装，乘坐小船，伪作前来缴械。他以为僧格林沁受降不会作防备，又有黄近文等在外接应，天又大凤蔽日，正是突围的好时机，一到濠边，就可以乘此脱逃。不料僧格林沁早已看出他的诈降，先把黄近文等都杀死，绝了接应，到要渡他出濠时，又暗派马步队万多人张左右翼包围着。开芳既人敌人彀中，和将士都在濠边被擒〔一〕。僧格林沁将李开芳及他的部下黄恣端、谢金生、李天佑，谭有桂、韦名傅、曹得相，槛送北京，其馀将士一百多人，都在冯官屯被杀牺牲〔二〕。开芳在路绝食，槛送官员屡次婉劝，均拒不食〔三〕。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初五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李开芳等七人在北京就义〔一〕。敌人正绑黄懿端上身时，懿端飞脚把敌人踢死两个，踢伤两个，把敌人吓倒。到刑场时，观众万头攒拥，懿端高声对观众说：「自出天京，所向无敌，清妖不堪一击，灭亡就在眼前」。当敌人把开芳和懿端用寸磔酷刑凌达处死时，他们都昂首扬眉，怒目四顾，表示蔑视敌人，英雄不屈的气概〔二〕。癸开十三年，太平天国叙开芳功，追封请王，子李永保袭爵〔三〕。曾立昌  陈仁保  许宗扬曾立昌〔四〕，广西浔洲人〔五〕。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任指挥，代林凤祥守扬州〔一〕五月，清闽浙总督慧成、署漕运总督查文经、漕运总督福济、左副都御史雷以诚、钦差大臣琦善等先后来犯，城围合。立昌凭城扼运河固守。琦善运一万五千斤大礮攻城，击坍城垣几处，肃州镇总兵双来乘机搭浮桥过河，架云梯，上了附城跑马楼。先是太平军因扬州城窄狭，在马路旁支铺板做楼，宽约二、三丈，高与城齐，叫做跑马楼。立昌等候敌人既上，放火攀烧，烈焰腾空，清兵不能骤下，死者无算，只来也伤坠，狼狈败退。既而复造机船来攻，立昌烧了他的船，开城纵击，斩只来。这时候，城围四合，粮道不通，粮尽，荒荆蔓草、狗、猫、鼠、雀都吃尽，吃到煮钉鞋底、煨牛皮箱，立昌与将士力悉力拒守，敌不能下。十一月，天王派赖汉英来救，从三汊河进扬州，击溃清围师。立昌见救兵到，率领军民安全撤退，会合汉英归瓜州〔二〕，叙功升夏官又正丞相〔三〕。当北伐军被阻静海时，派妇女扮作乞丐回天京请增兵。杨秀清以立昌坚忍不拔，有大将才，命与陈仁保、许宗扬率师北援〔一〕。甲寅四年二月初八日（夏历二月十六日），从丰工下游的包家楼渡黄河，在江苏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即分三路向山东挺进，疾趋千里，连克金乡、钜野、郓城、到东阿县的张秋镇集中，横扫阳穀，莘县、冠县而北。郓、钜一带捻、幅纷纷加入。三月初八日（夏历三月十六日），攻克临清州。先是北伐援军内有安徽捻军和清方归附的勇营，太平军不过三分之一，指挥已不易。入山东境后，沿途捻、幅加入，指挥更加困难。十三日（夏历三月二十一日）夜，新加入的队伍，就在城内譁变，冲出城外的数千人。第二天，北代援军也撤出临清州，打算取道故城县，进入直隶，前往阜城增援林凤祥军。乃捻军和新归附的不听命令，相率南行，退至李官庄。时清朝钦差大臣胜保统兵扎营城外，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州城已经四天，清军才发现。十八日（夏历三月二十六日），胜保入城，以攻复州城奏闻，并率军来追。立昌拒战，不胜，二十日（夏历三月二十八日），再退清水镇，战又不胜，无处购粮，将士都忍饥。立昌料敌连日追赶，人疲马乏，且连获胜仗，警备必疏懈，二十一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初更，派精兵千人，每人手拿一种叫做先锋包的火毯。乘夜突然冲到敌营帐棚放火，火随风烈，清营顷刻延烧，人马奔逃，声如山裂。立昌对众将说：「趁此追杀，不将清妖一纲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转败为胜，正在此时」。众不从。第二天，立昌傅令即退，众以清兵已改，连日辛苦，要休息一天而后行，立昌亦无可如何。二十三日（夏历四月初二日），从清水集将到冠县，为围练所截，胜保率追兵也赶到，前后受敌，大败。於是经冠县、梁山、钜野、金乡南退。二十八日（夏历四月初七日），退到江苏丰县。三十日（夏历四月初九日）夜二更，再向南退，天亮，退到黄河漫口支河。时河水陡涨，湍流甚急。将士骑马或浮水渡河。立昌亲自断后。敌骑大至，立昌挺鎗尘战，力竭，乃躍马渡河，人马被急流淹没牺牲〔一〕。陈仁保?〔二〕，以功授夏官副丞相，骁勇善战，马众信服〔三〕。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奉命与曾立昌、许宗扬增援林凤祥军、经安徽蒙城折从丰工渡黄河，二月入山东境，一路势如破竹。三月克临清州，因新附者譁谋乱，军溃。四月初八晚（夏历四月十八晚），归到安徽凤台县展沟集。集内地主组织有围练，闻仁保将到，先将围练埋伏集外，假作恭迎。仁保没有警惕，贸然进集，宿营时又没有做警备，到夜深，围练从四面杀进来，措手不及，与将士三百多人都被杀死，杀开血路得脱的只有几百人〔一〕。许宗扬，行十八〔二〕，广西人。初授御林侍卫，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升殿左七指挥。与朱锡琨、黄益芸北代，误入六合县，宿营失火，走归天京。八月，随翼王石达开经安徽，克复建德、东流等处。十一月回京，封恩赏丞相。旋升冬官副丞相〔一〕。甲寅四年正月，命与曾立昌、陈仁保率军前去直隶增援林凤祥军。到山东临清州，军溃，曾立昌、陈仁保都战死，宗扬得脱归天京，收入东牢〔二〕。九月，赦罪，命与殿前丞相北殿石二承宣张子朋督战船随秦日纲守田家镇江防要塞〔三〕。后任北殿右二十承宣。丙辰六年七月，天王下诏诛杨秀清。宗扬奉命带兵攻东王府，杀杨秀清〔四〕。其后事迹不详。太平天国於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四月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即派大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领最精锐的军队进行北伐。太平天国在决定建都於南京之后，派遣孤军北伐，是在军事决策上的重大错误。太平天国不应建都南京，而应该从天王的策略，暂在开封为都，在黄河南岸与清朝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给前线源源支援，在当时革命形势下，北京是断定可以取得的。由於杨秀清不遵从天王的主张，竟在南京建都，造成了偏安局面，犯下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但是，如果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在刘丽川上海起义时，便有兵力前去支援，当曾国藩反革命湘军初起时，就有足够的兵力把它消灭，而当时外国侵略者盘踞的上海也得收回，后来反封建反侵略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形势。到东南既定，然后出师北代，如朱元璋的取元朝，还不失为中策。而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了另一个大错误，这就是孤军北伐。当北代军因兵车粮缺不得不从天津退却后，杨秀清不是下令迅速合师南归，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派遣援军，再投孤注。他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断送了。他还派出第二次援军。幸亏这次援军到达安徽舒城的时候，遭到敌人阻击，看清楚孤军深入的危殆，全军退归，才得保存〔一〕。必须指出，由於建南京，丧失克复北京，统一全国的大好时机，造成困守长江一隅的恶果；而孤军北伐，又丧失底定东南的军事宝力，才给地主阶级政权以喘息、整顿以至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对抗的时间和根据。杨秀清在决定革命成败的关头，竟采取了下策。北伐军进入河南时才二万人，到静海时，就算清朝统治者的报告没有放大，也不过四万人。而清朝兵力在北京城内便设有常备军十四万九千多名〔一〕，在太平军进攻南京时，还预备调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东三盟古等马队一万名，到离北京五百里内驻屯，以备警急，五、六日间即可到北京〔二〕。此外，清朝全国设有绿营额兵七十多万名，两年以来，陆续徵调各省兵及战区本省兵祇九万七千七百馀名〔三〕，固然绿营兵大部份防守本地不能徵调的，而徵兵必须粮饷，这又是困难的，但还不曾到无兵可调无力调动的地步。当时清朝统治虽然腐朽，而太平天国要以四万人的兵力攻取北京，那是力量差得远的。所以北代军四月出发，五月就渡过黄河，在怀庆府停留三个月，不能向北挺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山西进攻北京。到在山西被阻，又转回河南，进入直隶，前锋直指保定，因敌人大兵赶到保定，又不得不改为乘虚东向，打算经静海从东面进取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宝击虚，忽西忽东的战术，这正说明兵力车薄的情况。产伐军不仅兵力车薄，而且是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犯了兵家的大忌。北伐军的后方在南京，进攻的目的地在北京，一过浦口，就是敌人统治区。所有军粮、军械、人力、物力的补充，后方无法接济，一切须要在战斗中自筹。其中最困难的是军粮，便只好依靠沿途人民的供应，所以在未渡黄河前便已经发生粮良困难问题了。过黄河以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的热烈供应，维持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没有大村庄供应，无法长期维持四万人的粮良，到粮尽就不得不退却，以至於全军覆没。后来干王洪仁玕谕北伐失败的原因是由於「孤军深入」〔一〕，那是完全正确的。北伐失败的责任在杨秀清决策的错误。北伐军却以他们的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去克服任何困难，担负起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只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攻取北京，「得胜回朝」，在任务没有完成前，是至死不移的。他们从静海转移，是就粮待援，在连镇分兵，是成攻取北京的任务，始终坚守北方不退，血战两年，壮烈牺牲。北伐军这样勇敢坚决，真不愧革命英雄。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谕事说：「这支小小的军队表现了惊人的勇气和纪律，他们面临着不能克服的困难，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沉着地抵抗穿着皮衣的、耐寒的、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鞑靼骑兵的袭击。敌人的这种装备，他们是完全缺乏的，也难以抵御的。他们顽强地忍受着他们所不习惯的，而且毫无防御准备的北方冬季的冰天雪地的酷寒，他们孤立无援地进行了一千四百英里以上的长征，他们以英雄气概进攻敌人，最后又以英雄气概进行退却，这一切都形成了近代战史上的奇迹〔一〕。很熟悉太平天国情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评谕为：「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一次行军」〔二〕。他们赢得了人们的衷心钦佩到了这个地步。至於北伐援军。他们也同北伐军一样的英勇无敌。他们奉命增援北伐军，在进入敌境后，以疾风落叶的威势，不过一个月时间，就长驱横扫安徽、江苏、山东三省，攻入运河重镇临清州。但是，他们的部队复杂，沿途复加濫收，太平军只占三分之一。那些不良队伍，在克临清州后，已群起哗变，到撤出临清州，又不听命令，给敌人乘机反扑，遂致全军溃败。古语说：「尾大不掉」，是不错的。本传考证一  林凤祥北伐九军人数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共九军。张维城供说：「在怀庆者共九军，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後一、後三、中五、左二、右一。此九军皆从扬州出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陈思伯复生录说：「伪东王杨逆在五十军中分出九军，以伪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伪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吉文元）为首督带九军，……奉旨扫北。」清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湖广总督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说：「由滁北窜共有九军」（见张大司马奏稿卷四）。又考佚名虏在目中系记北伐军作战事说：「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也记为九军。据以上考证，林凤祥率领的北代军共九军是可以确定的。到一九八○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所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内发表林凤祥供说：「三年二月破了金陵，住了三天，我到扬州踞了城後，杨秀清叫我金陵，派我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姓，带九军兵渡黄河」，证实了我的考证。至於九军实数究竟有多少人呢？这是研究北伐战役必须稽考的一个问题。案太平天国每军照太平军目所规定的名额连军帅计算在内，应为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但据记载，每军实际人数只有二千五百人（请参看本书卷二十五兵制）。考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九日，办理安徽防剿事务周天爵奏说：「据所获粤匪杨悰传等供称，正贼不过千人，裹胁虽有两万，号令实不能行」（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八）。同月二十五日，代理河南布政使沈兆澐、河南按察使林扬祖奏说：「连日研讯生擒之贼，据供自扬州逃出不过千人，沿路裹胁至汴梁约万馀人，亦有称两万人者」（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三）。邵懿辰半岩庐遗文补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七日与王吉云书说：「探信有二万馀众，遍扎长淮卫两岸之说。」又考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覆北王韦昌辉军情禀报说：「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案林凤祥、李开芳在入河南归德府城後带五军兵将连夜前往的地方是离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面的渡口刘家口。清咸丰三年五二十三日山东巡抚李侩说：「接据曹州府县禀报，贼於初八、九等日分窜刘家口。……此次南岸刘家口贼匪不下数千」（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二）。同月十三日沈兆澐、林扬祖奏说：「臣等於初十日辰刻接到抚臣陆应穀来函，知在商邱宁家集与贼接仗得胜，不意贼由间道潜至归德，府城失守，即带兵径赴刘家口，而贼已先派一万人进驻该处」（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九）。据清朝方面的报告，林凤祥、李开芳带到刘家口的五军人数，山东的报告为「数千」人，河南的报告「一万」人。如果照太平军目的规定，五军人数便是六万五千七百八十人，断不只此数了。据上考证，可知北伐军九军人数并不是照太平军目的规定，而是照每军二千五百人的实际人数。即共约二万二千五百人，所以当时清方报告北代军进入河南时为二万人，这是与太平军每军的实际人数符合的。据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说北伐军「共有九军，约三万馀名」，大概是到河南沿途群众加入後的总人数。北伐军到驻军直隶静海、独流时，据僧格林沁等报告曾发展到四万人（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七，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西凌阿奏）。至陈思伯复生录说北伐军「九军约十一万人」，是他於四十年後追忆往事时照太平军目编制的数字计算，那是错的。由於孤军深入，是北伐军覆没的原因，故本书详考其人数於此。二     北伐军向天津进的问题三      北伐军向天津进军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攻取天津呢？还是迷失道路，误向天津呢？第二个问题，是北伐军以摧枯拉朽的威力沿途攻下了不少府县，为什么到了天津，却不能攻取这个没有重兵设防的城市呢？关於第一个问题，我是根据当时在河南按察使衙门当幕客的龚淦耕馀琐闻。这部书所记太平军北伐事是根据探报记述的，核对各事多实。他在书中记北伐军并不是有意到天津因雾迷路所误说：贼在静海，本欲窜往保定或京师，初无至天津之意，是日大雾，迷失道路。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内刊布的李开芳又供说：洪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据李开芳说到天津扎住是预定的。考北伐军原定进军计划是从河南归德府刘家口渡黄河，经山东向北京进军，先到天津扎住，再增兵来取北京是可信的。但这是原计划，後到刘家口不能渡河，西进河南巩县过黄河，再从怀庆西进山西，转回直隶向保定，早已改变了。因在山西被阻转回直隶，进到保定又被阻，始改从深州乘虚而东，打算经沧州、静海从东面取北京。其误向天津，是因大雾迷失道路所致。关於第二个问题，北伐军不能攻取天津，是因受大水所阻。张焘津门杂记卷上吴惠元天津剿寇纪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再筑再决。……津邑地势，东凹於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於是静海、沧州一带，弥望汪洋，歧途皆为水没，仅馀大道，津城西南亦然，众皆惊异」。附编又记道：「咸丰癸丑秋，津邑剿寇获胜，其间天人感召，良非偶然。是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芥园河堤陡决，天津道张公起鵷再筑再决，……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後乃知虽十万兵力不及此，盖津邑无险可守，数千团练，何以御七、八万之强寇，……此中殆有天焉。」根据反革命分子的自供，可知此次太平军进不入天津，实因受大水所阻，不能前进，而不是打不进这个清朝没有重兵设防的城市。又据上引记载天津芥园河堤在清咸丰三年八月初一夜（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三十日），因大风雨溃决，此时太平军正撤河南怀庆府围，向山西进军，还在河南、山西交界。而在河堤溃决後，清朝天津道张起鹓还曾再筑再决，又天津地势东凹於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事出反常，使「众皆惊异」，可知天津这一次运河决口，并非清朝统治者开挖，以阻挡太平军的进攻。侯桢天津谢公庙碑说：「先是郡人张锦雯输家财浚濠，濠成，而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而葡萄洼尤甚，公得阻濠守」（见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五十七）。案这一个反动文人侯桢在谀墓的碑文里，为着要吹大那一个反革命分子天津知县谢子澄的「功劳」，捏造一个「阻濠守」的事实，但当时明明是大水阻挡了太平军，他只得歪歪曲曲地说成先浚濠，濠成，而运河之水大至」，「公得阻濠守」。这是一段并非事实的记载。有人曾引伸这一段话，说是天津清朝统治者掘开运河堤岸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辨明这一个事实，目的是要指出当时北伐军侦探不确，自陷困难，使清朝得争取时间在杨村布防，失却迅速进攻北京的机会。三  吉文元的战死吉文元战死於何时何地有几个不同的说法。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帮办军务江宁将军托明阿奏报战死於河南北部怀庆府城外，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日讷尔经额、托明阿奏报到北京说：「臣托明阿……驰抵怀庆，督兵分三路进剿，……是日共计杀贼一千馀名，内有黄巾黄袍贼目二名，前执春正令旗一名，据生擒贼供，即系贼首伪丞相吉汶元」（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六）。河南巡抚陆应穀却奏报说战死於河南南部遂平县，同月二十二日陆应穀奏报到北京说：「据遂平县知县刘鸿勋禀称，初十日有贼股由西平一路直扑县城，该县带勇迎头堵截，……杀毙头扎黄巾、手执伪令逆匪，查验胸前补服，系春官正丞相五字」（见同上）。同是吉文元一人，断不能战死於两地，所以清帝奕詝下谕陆应穀叫他查覆此事（据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谕，见同上）。除了朝清将帅这两个歧异的奏报外，在当时反革命分子的记载中，还有马振文粤匪北犯纪略「贼据独流逆首吉文元伏诛」一说。其实都是错的。考清咸丰四年三月初二日到僧格林沁等片说：「再据连日逃出难民等供称二十五日我兵进攻东门外贼巢，伪丞相吉文元额角中有炮伤，腰胁中箭数枝，登时毙命。逆众当时将尸身抬回，埋在县署後院。……查二十五日奴才僧格林沁在阜城西门外督队，奴才胜保在东门督攻贼巢，连用大炮轰击，逆匪情急出拒，即令我兵开放枪炮。……伏查二十五日在东门外打仗，射死贼目，系吉林甲兵金升、黑龙江甲兵伊勒喜二名，应恳皇上天恩赏给六品翎顶，以示鼓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廷接到僧格林沁的奏报，即照他的奏请赏功，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四年三月辛丑记事说：「以歼毙直隶阜城逆首吉文元，赏甲兵金升、伊勒嘉六品翎顶」（见卷一百二十三）。又考清咸丰四年五月初七日山东巡抚崇恩奏：「臣拿获奸细杜有仲，据供……贼目吉文沅已在阜城被兵轰毙」（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二）。案吉文元在阜城战死，有僧格林沁等根据情报作详细的奏报。清帝奕詝对吉文元之死曾作过调查，这一次得到僧格林沁等的奏报，就照他们的奏请赏功，也必因有可信的根据才这样做。此外，还有山东巡抚崇恩得到的情报。吉文元当是於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十七日（夏在二月二十五日）在直隶省阜城县战死。近年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刊布的林凤祥供说：「四年正月窜至舒城、阜城，吉文元受伤死了」。证实了吉文元确战死於阜城县。转自：太平天国史（第三册）~^_^

亚穆斯

失火的象牙之塔——中国当代大学生同居实录
感觉自己最近好象老在灌水似的发帖子。。。没办法啊。。。看到想跟大家分享么。。。。 失火的象牙之塔——中国当代大学生同居实录（组图）| 消息来源：QQ校园论坛 | 八阕编辑：2006-05-17 |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   | 抄送朋友 | 打印保留 |八阕 http://www.popyard.org【八阕】【八阕】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在西安某著名高校发生了一件丑闻：一天深夜，学校保卫处在搜查一名潜入宿舍楼的小偷时，竟然在一男生宿舍内查出５名和男生双双同宿一床的女生。此闻一出，校园内外一片哗然。女学生与男子在宿舍同居，室友制止反遭到该男暴打一些对大学生颇关注的社会各界人士不禁愕然：大学生怎么了？为什么今天的大学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一份令人忧虑的调查答卷２００５年１月，记者就大学生同居的问题走访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６大城市的一些著名高校。我们首先采用无记名问卷式随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婚前同居行为表示“可以理解”或持肯定态度的占４８．５％，“说不清的占２７％。也就是说几乎７５％以上的大学生差不多“认可”或“不反对”同居这一现象。在口答“当您的恋人向您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您将采取什么态度”，其中表示答应或可能答应的大学生竟占５６％；在回答“只要确立恋爱关系，就可以发生性行为”这一问题，接受此观念的大学生占２３．５％，“说不清”的占３５％；在回答“您有过和异性同居的行为吗”问题时，表示“有”的竟占５２％，而女生竟高达６７．３％。这份调查答卷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基本心态和行为。对此，我们不必目瞪口呆。不管你同不同意，反不反对，它都很现实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它已经发生了。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53.jpg失火的象牙之塔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无论是白天或者是夜晚，我们随时都能看见校园林荫丛中那一对对相依相偎的情侣。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57.jpg我们拦住一位迎面而来的高个子男生向他了解校园大学生的同居现象时，他笑了笑，显得很平淡地告诉我们：“在大学里都谈恋爱，没有谈过恋爱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没有不想谈的，除非他有问题。而恋爱过的，很少没有同居过。”“那么你呢？”我问他。“我……当然……”他说着扶了扶眼镜继续说，“比起他们我还落后多了，我是大三才谈女朋友的……后来就……”“那么，你不觉得轻率吗？”“轻率？”他有些怪异地看着我说：“没有，从来没有感到啊。因为我们都需要性，都不想寂寞。我们毕竟都是年轻人，为什么要压抑？要自欺欺人？”望着他激动的面孔，我一时竟无语。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58.jpg在清华大学，一名哲学系高才生的话至今令我瞠目：“大学生也是人，而且正处于青春期，他们都需要爱的抚慰。更需要性，你知道吗？我们宿舍有７个男人，其中有６个人都是手淫高手。我们都是２０来岁的人了，如果对性对女人，对生理的一切都茫然无知，那是一种悲哀。我们太压抑了，太忽略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也许时间久了，我们真的会失去性功能……”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59.jpg近年的成长丛书《你别骗我----大学里的同居部落》这些理直气壮振振有辞的理论如果把它搬到一个传统守旧的老学究面前，我想这能把他吓昏过去。但惊诧之余，你能说这些理论对或不对吗？　　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60.jpg上图这位24岁的女孩和一大学男生同居，男生的爸爸为阻恋情将儿子“软禁”肖某是天津某大学的风流才子，在校有 “校园诗人”之称。他的诗曾经获得过全国诗歌大奖。据说他先后同４０多个现代女性保持着同居关系。采访时，很遗憾的是我没有见到这位明星般的人物。但你只要踏进这所校园随便拉住一个学生问都知道他的名字。正如他的同学告诉我说：“他太潇洒，太现代了。”“他的诗写得真棒，女孩们就甘愿和他在一起混而不管明天会是什么结果。他说人的性欲是自然的，属于人性的本能东西，应该得到充分满足……我觉得似乎也有道理。”最后一句话是出自一位带眼镜的长得文文静静的女学生之口。我望着她沉思的眼睛，从心里佩服她的勇气与胆量。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61.jpg无论如何，大学同居不是事实婚姻那么，这位现代的“校园诗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是文明的堕落还是太过的“文明”？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63.jpg校园情侣随处可见在上海某大学艺术系，我采访了一位叫陶佳的女大学生。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我时，我几乎为她的美丽所倾倒，那双温柔而富于挑逗性的眼睛，轻而易举就能被她所吸引。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不属于传统的女人，但也不是放荡的女人。我不接受专一的爱，我只是认定我的感觉，而不是法定约成的婚姻。”“我曾经分别和几个男人同居，但我没感到有什么不好，只要自我感觉好就行。”这是她的人生准则，但究竟用哪一种尺度可以量出她的对与错呢？　　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66.jpg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大学校园是一块圣洁之地。可曾几何时，我们心中神圣的象牙塔失火了，崩塌在一片废墟之中。我们的心是不是很痛？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65.jpg上图这样白衣飘飘的清纯女孩是否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少大学生夫妻部落”在西安市南郊的文化城，那是一个高等院校林立的地方，鳞次邦比的大专院校一个接着一个。而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却有好几个方圆几公里的居民村落。这里的居民往往都有很多的房屋，且他们的生活大多是以出租房屋为主的。而在这里住的９８％以上都是成双成对的大学生“小夫妻”，所以村民都习惯地叫这些村为“大学生夫妻部落”。一位村支部书记告诉我们：“我前几年对这种男女大学生同居现象极为反感。心里想：这些大学生都成了什么东西，那还叫大学生吗？于是就组织管治安的人清理了几次，把这些学生都赶回了学校。没想到这下房东们都纷纷起来抗议。原因是他们的生意一下给断了，门前冷落，房客寥若晨星。于是，他们集体向村长呼吁：你还叫不叫人活下去，你把这些大学生都赶走，我们还怎么活？看到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村都是靠出租房屋为生的。而已付房的都是大学生，他们一走，这房子就空了。所以，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也就习惯了，还觉得小夫妻俩过在一起恩恩爱爱挺好的。哎！现在什么都在变，什么都得变……”“我家有３０间出租房，有２８间都是大学生‘小夫妻’住着。另外两家一个是做生意，一个是上班的。”说这话的是一位年纪大约有４０多岁的妇女。当我问她时她的脸上明显有紧张之色。她压低声音对我说：“不会是又要清理这些大学生小夫妻吧？千万不能，那娃娃们怪可怜的，你把他们拆散了多可惜呀？再说，这一清我们可吃什么呀？”看着她的这样子，我忍不住笑了。在这座“大学生夫妻都落里”我特意采访了几对部落成员。他们大多是同班或是同校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外校学生，也有一小部分是和社会上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同居着。一天中午，当记者跨进一个较大的四合院时，正是吃午饭时间。楼上楼下，近２０间小火柴盒式的房子面前一字排列着煤油炉或蜂窝煤炉子，锅碗瓢盆。家家门前炊烟袅袅，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此起彼伏。双双对对的“小夫妻”忙上忙下。一对大学生听说我要写大学生同居生活，自告奋勇地对我说：“看，这不是挺好，我和我的女朋友都同居４年了，都成了老夫妻了。”我再看他的女朋友，她正甜蜜地望着她的“丈夫”说：“去去去！你自豪啥呢。”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69.jpg学生夫妻部落另一位闻讯跑过来的矮个子男孩手里拿着炒菜的炉子对我说：“我们这叫互助组！”“互助组？”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是呀！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组成的生活学习互助组。在学习上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中可以互相照顾，在一起男的干点重活，女的干点轻活，互相体贴。在经济上两个人在一起，合起来自己做饭又经济又实惠，而且不寂寞，何乐而不为？这样的互助组不是很好吗？”我被他极具幽默的理论逗得大笑。这位大学生还得意地对我说：“我都和３个女孩同居过。”望着那张稚嫩的兴奋的脸，我沉默着说不出话来。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70.jpg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再高悬近些年，在一些较为正规的大学里，为了防止男女学生之间的同居现象，校方一律在女生宿舍门口竖立一块醒目的牌子：女生宿舍，男生禁止入内，并在门口安排了门卫严格的把关。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男女同居，但是在男生宿舍里却频频发现女生留宿的身影。在重庆某大学，男生们曾强烈地提出抗议：“为什么女生宿舍不准男生进，而男生宿舍却准女生进？”这样没过几天，男生宿舍楼前也有了一块同样的牌子。可叹它并没有挡住现代女孩的脚步，一则则的丑闻频频从男生楼里传出。在西安某大学，一位中文系的大四学生告诉我说：“我们宿舍八张床却住着９个人。每天晚上，我们宿舍７个人都听见那张床上的动静，弄得我们常常一晚上都失眠。我们不想听，可我们都不得不听！”“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出抗议？“想过，但后来一想还是算了。他们对我们都很好，何必呢？能忍受就忍受一下吧！”在重庆，一位计算机系的学生对我说：“我们宿舍八张床，却睡着１５个人，唯独我一个人睡一张床，其余全是一男一女两人。”“那你能够忍受吗？”“刚开始我简直不能忍受，我都快疯了。特别是一到晚上那种声音……叫我无法忍耐。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压根儿就睡不着觉。我曾经想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可我却没有多余的钱。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想自杀。一到了宿舍就像进了魔窟一样……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那些女孩第二天见了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她们呀，比你还气足。第二天‘家家’拉开围帘，洗脸刷牙和你谈笑风声，就像压根儿什么事没有发生过一样！”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73.jpg新加坡校花的裸照悲剧又引发关于道德良知的大讨论听着他的话，我在想：那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呢？他们不怕它有一天会掉下来打伤他们吗？也许那把利剑已不再高悬。过把瘾就死对于大学生同居现象，我们已无法从纯粹的爱情或婚姻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显然不能把这种游牧式的短暂的大学生同居理解为纯粹的生理和感官上的需求。一位大学教授曾感慨地对我说：“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了，那时的大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奋发图强忧国忧民，而现在的大学生心中是灰色的，他们眼前只注重现实，今朝有酒今朝醉。用王朔的一部小说名就是：过把瘾就死！”在武汉大学我们问一对同居了３年的大学生：“你们考虑过以后怎么办呢？比如婚姻？”“不知道！”女孩说着一脸的茫然。“反正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呗，”那个脸皮白净的男孩说，“人生短暂，考虑不了那么长，只要拥有一天就要享受一天。我们只追求此时此地的真诚相爱，至于明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把握不了。这样不是挺好吗？何必要想那么多那么远，那样不是挺累吗？”他一脸的深沉一脸　的忧思，像个哲学家那么高深。据统计，在这些同居的大学生中，婚姻的成功率不到５％，一般都是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分道扬镳了。对他们而言“婚姻”这个词还很陌生。留不住的背影我们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兰州大学。那天很冷，天上还飞舞着零星的小雨。在林荫道上我们和一位苍苍白发的老教授说明了来意，老教授顿时眼睛都湿润了。他不无感慨地对我们说：“唉！现在的一些大学生毁了，他们自甘堕落，自甘沉沦，他们是危险的一代。唉！我真怀念６０年代我们那时的大学生，热血沸腾，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一切，忧国忧民。我那时在学校，曾有过一个女朋友，我们彼此都爱对方，可我们从来连手都没有拉过。毕业分配时，我毅然报名来了西北，一呆就是几十年，那时真是怀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热血来到大西北的。但我们自豪，为着这样的理想而骄傲，而现在一些大学生都成什么样子了！”“身为教授，我连自己的女儿也教育不好。我女儿原来在西安一所大学上学，没有想到，后来和一个男生同居了，并且怀了孕。直到后来我们去西安找她时才发现。我们老两口的脸都让她丢尽了……”“我真怀念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呀！他们多么圣洁，他们真的是天之骄子！”老教授不无痛惜地说着，他似乎一直还沉浸在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之中。告别教授时，我们紧紧握住他的手，心里却在说：您能留住他们的背影吗？http://img1.qq.com/edu/20060511/3590477.jpg路漫漫其修远兮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西方文化不断渗透，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道道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大学校园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一方面他们有着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都受着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父辈们的生活模式，而追求一种更自由更民主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我们能够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堕落的一代吗

亚穆斯

◆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引言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获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 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天汉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张少炎写道：“164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派唐通招抚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因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所以改变初衷，回师山海关，袭击唐通部。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滚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此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早在满洲建国时期，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如天聪五年（1631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摄政王多尔滚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滚“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滚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滚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滚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规定惩治办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很多文章都指出，满清的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头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第二节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清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 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换句话说：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而引发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同一目的另一措施是大兴文字狱）所以满清在对冠服的政策问题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的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其实，剃发易服政策，并非女真--满洲统治者的专利，历朝历代，每逢汉族人沦为异族统治者的奴隶时，常常伴随剃发易服的悲剧发生，满清只不过是做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例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在宋朝，金人天会间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过要汉人剃发令，即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中国古代服饰史》周锡保1984年9月版）；朱元璋“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纪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强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对汉人强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体内容见下。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强行推行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当时“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落蕃汉人从此不得不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内心衔怨含恨近百年而无路申屈。吐蕃人的蕃化政策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实行，“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成年人也逃脱不了“解鬟钿而辫发”的命运。吐蕃人强迫沙州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这一系列政策无非是想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民族差别，希望汉人从一出生就把自己当成吐蕃人。吐蕃的这种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个河陇地区推行。但落蕃的汉人并没因身着蕃装、口言蕃语而生出一颗吐蕃心来，他们依旧怀念着大唐，依旧记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们蕃服、蕃语、汉人心。当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在龙支城，数千老人向他边稽拜边哭泣着，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的天子现在还好吗，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呜咽地说不出话来。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是丰州人氏。沙州汉人更是没有忘记曾是大唐的子民，他们虽身着蕃装臣于蕃虏，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时候，都穿上中原汉人的服饰，号啕大哭，东向而拜，祭后再将汉服脱下秘密藏起。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落入吐蕃的汉人都未能见到敦煌重归大唐的那一天，而当他们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嘱咐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是大唐，后辈们为死去的先人穿上汉人的服色出殡入葬，使先人能够带着一点安慰在另一世界实现回归大唐的梦想。唐代元稹的《缚戎人》诗说：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尚教子孙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不知父祖皆汉民，便恐为蕃心。吐蕃统治下的汉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大唐和痛恨着吐蕃。落入蕃中的汉人，除了公开的反抗以外，还常常计划出逃，在白居易的《缚戎人》中有云：一落蕃中四十载，身著皮裘系毛带。唯话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为了巩固统治，吐蕃还实行: 统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实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统治者实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区的人民，但实际上，吐蕃与占领区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始终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实行反而激发了落蕃人民“永抛蕃丑”的斗志与决心。 元蒙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即杀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上百倍甚至更多，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昔日我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地，岂知衣冠人物俱在中原，为江东所不及。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滚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滚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企图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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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穆斯

●第三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誓言。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满清王朝的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衣冠文物”。乾隆中，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拿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研堂见闻杂录》：“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123;，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从符号学来看，清朝统治者通过禁绝“汉服”的所指，来抹杀“汉服”的能指。形式层面的消亡最终导致意义层面的断缺。从语言学来看，“汉服”有其语形无其语义，“衣冠”、“唐装”、“华服”等词汇也失去了实质性的依托成为虚假概念。另，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乾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而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乾隆于是把“祖训” 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服制的训诫）不胜钦懔感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 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 “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 “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 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人老百姓在民间私穿汉服就要被问罪砍头！满洲贵族自己又在宫廷里偷着穿。现存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雍正、乾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也说明了这一事实。）由这些也可知道，汉装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满装发饰并没有马上就完全被汉人所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隐藏在人民意识正是汉服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但满清标榜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正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有这种意识的人也越来越少。当因剃头令的杀戮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还在继续上演。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鲁迅先生回忆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更可笑的是，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没有似明末汉人那样发出“头可断，辫不可剪”的“悲壮” 呼声，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公猪）尾为弘宝”（把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几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他们已经把满清通过血腥屠杀强加给华夏民族的发式衣冠当成了自己原有的东西。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了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终究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最发人深省的是，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政府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腥屠杀，虽然在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腥洗礼”的清朝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却很容易区分相临明清女装。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清朝时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袍，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袍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满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满化了。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杀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现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清朝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的破坏和对汉族精神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注一：十从十不从内容：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 “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3。 “阳从阴不从”： 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旗人的规矩办。6。 “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现在明朝服饰变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7。 “*从而优伶不从”：**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废话一句。8。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汉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这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同时也使用了各个的民族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使得汉语反而更象国语了。注二：汉服与满装在外观上的区别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本书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线型第一：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如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松紧第二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但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滚镶第三：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客意地强调那道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这件满装的滚边占了服装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汉服中从未有过如此宽阔绚丽的滚边。)饰物第四：满清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汉女很重视发饰，很早就创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态的发髻，华美而不失自然。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丽的。而步摇等等，也如汉服之流线一样灵动。很显然，满族妇女是很羡慕此点的。所以旗女也开始刻意装饰头部。满族最常用梳的头饰叫“两把儿头”(或者叫“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花穗子等装点起来。这种造型，就如同开了屏的孔雀，只能从正面观看，不能从其它角度去观察，尤其不能从后面去观察。这种浮华、表面化的装饰与滚边一样，都是极为肤浅的审美下所产生的“二维”退化品。拓扑第五：例一，女子头饰的拓扑图型汉女和满女都用头发和饰物对头部的进行延展，并在延展区上进行修饰，但是，两种延展方式的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汉女头部的延展区与头部是一个整体的，而旗女则是两截分开的。 例二，襟与衽的拓扑图型满装的大襟本是来自汉服的右衽交领，但给人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同，他们的拓扑近似有着本质的区别，汉服的右衽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道完整一体的曲线，而满装却是线与圈的组合。在明朝汉服中也曾用过。但并不普及。扣子虽然方便，但是安装在衣服饰上的盘扣，属于短线型，这汉服整体流畅的长线型风格不符。所以仅在必要的地方，如内衣的领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着衣服剪裁线使用，如领口等。但是满装，却在所有的衣服连接处使用盘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经十分突出的多彩条纹又加了几个突兀”横道”。这样，原来呈平行的纹路上就多了几个截断，形成了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汉服在制作时，这种明显的“交*”线极少出现！所有的线条都是平行出现，形成如国画中铁血描一样的线条。而满装，却在自己的衣服最明显的部位“打*”！破坏了原本的线型结构。从拓朴学的角度讲，“相交”与“不相交”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图形。由上面几点可见，量变产生质变。满汉服饰，虽然同样采用汉族的丝绸印染、刺绣纹饰、平面剪裁等等工艺技术。但是汉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与满装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风格却是格格不入的。服饰风格与民族个性，文化内含和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满族做为落后民族，因为汉*和中原内乱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为了显现地位的变更，所以极力追求最华贵的装饰效果。而肤浅的文化修养，却使他们只懂得去欣赏表象的华丽，而无法理解其内涵的神韵。所以形成了满风矫揉造作、浮华怯艳的特点，不伦不类，实事是审美的退化。可悲的是，受这种”暴力地位强势、文化修养空白”的统治者风气影响，原本因”十不从”保留下来的汉服女装，也和汉族的民族气节一起，逐渐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间，就全盘满化变质，与当时满人的着装风格一般无二了。“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由此可见，汉族服饰的汉文化主导性，神韵，体现汉服的内涵，失去汉文化的土壤，服饰文化也会变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服饰，虽然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其内涵、神韵及灵魂深处早已脱离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以不能称之为“汉服”。 ●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本来旗袍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袍，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袍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袍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袍。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袍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袍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底蕴。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保留下来。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制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便便“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曾经当着中国人说: “大清太祖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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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中的《宋辽夏金》之一例
《中国通史》中的《宋辽夏金》之一例第十六章 宋辽夏金（960年-1279年）   　960年宋朝建立，定都开封。1127年发生"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迁都杭州。1279年，宋朝被元朝最终灭亡。因宋朝前后阶段分别定都于北方的开封和南方的杭州，遂被史家划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在宋朝存在的前后，还出现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等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一、北宋建国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北宋建国与统一　显德七年（960年）初，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北）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赵匡胤褪撬翁?妗?br> 北宋建立后，开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事业，其战略部署是先征服相对弱小而又富庶的南方割据政权，然后北上消灭强悍的北汉并收复幽云地区。    从乾德元年（963年）开始用兵，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消灭北汉为止，北宋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事业，结束了长期分立割据的局面。    强化中央（君主）集权的主要措施　宋初统治集团采取了很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    其一，收兵权。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措施，解除了一批功臣将帅掌握的禁军大权。同时将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的将领一方面用资历较浅者担任，另一方面军队的调遣又必须听命于枢密院。此外，还收缴节度使的军队；又实行"更戍法"，以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结果。    其二，分相权。设立枢密院，主掌军政大权，其地位与宰相办公机构相等，两者合称"二府"。还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又以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大权。    其三，削弱地方官的权力。规定州郡长官由中央派出文臣担任，又另设通判一职，以牵制长吏。州下为县，设知县掌管。以后，陆续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元丰时增至二十三路），在各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及安抚司等司，称监司，设使分管职事，互不统辖。    其四，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北宋时期，严格考试制度，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者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其五，在朝野上下逐渐营造"崇文抑武"的风尚，以压制武将群体，根除武夫跋扈的习气。    其六，在宋太宗北伐辽朝失败后，北宋统治者转而采取"守内虚外"的屯兵原则。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以加强对国内的军事控制。    通过实施以上措施，北宋消除了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过，这些措施虽然强化了专制君主集权，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却产生了政府机构重叠、效率降低以及国防能力减弱等消极影响。　　二、北宋内外矛盾的发展    边防危机与议和政策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先后两次对辽用兵，但都以失败告终。从此，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以后，北宋对党项势力的战争也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边防不断出现危机。    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南攻，兵临黄河北岸的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城下。北宋虽取得反击的胜利，但却倾向以议和的手段结束交战，遂与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北宋与辽朝确立为叔侄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宋仁宗时期，北宋又与西夏不断发生战争，长期的交战给双方都带来很大损失，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订立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先后合计五十万两匹。以后，宋、夏之间战争不断，给双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北宋的土地政策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北宋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即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这一政策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减少了封建政府对土地的政治干预，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这一政策也表明封建政府纵容地主兼并土地。    北宋时期，官僚机构日益臃肿，而军队的数量更加庞大。据统计，宋仁宗时每年军费支出约占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六、七。此外，北宋统治者在郊礼上耗费的钱财也异常惊人。　　为了维持各项开支的需要，宋政府不断增加赋税。北宋在征收农业税（两税法）时，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苛法，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和买绢帛以及和籴粮米等等名目的苛剥之法。    北宋时期，农民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和杂徭。其中杂徭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原来主要由上三等户负担的差役，也常常落在下户、甚至客户身上。    宋代的户籍，分主户和客户。其中主户列入"五等版籍"，即按照财产多少，分为五等。没有田产者被称为客户，他们主要是佃户。    在宋朝沉重的赋役压迫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    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四年（993年），王小波领导农民在青城县（今四川灌县）起义。王小波发出了“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呼声，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它反映了农民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迫切要求。次年初，起义军攻克成都，李顺称王，国号大“蜀”。    在北宋大军的镇压下，到995年，起义军最终失败。但这次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重大的影响。    北宋中叶的农民起义和兵变 宋仁宗时期，农民和士兵的起义日益高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京西的张海起义、京东的王伦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以及湖南瑶族起义等。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兵变，使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统治的危机。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便出现了变法的呼声。    三、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主张，主要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同年，宋仁宗诏令推行了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不过一年便流产了。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的政治　　一、王安石变法    变法的内容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其变法内容主要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    富国方面：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两次向民户借贷，借贷期半年，出息二分。    （2）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主户按户等高下分担。原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等，按户等出"助役钱"。    （3）市易法。在开封等城市设市易机构，由政府出资，平价收购暂时滞销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商贩可赊购政府掌握的货物销售，半年出息一分。    （4）方田均税法。在各地清丈土地，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以此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5）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    （6）均输法。由东南发运使根据中央的需要，灵活调配东南六路漕运京师的各种物资，以减少重复、浪费。    强兵方面：    （1）置将（将兵）法。针对更戍法存在的消极问题，将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专职将领就地加以训练。    （2）保甲法。将农村民户按保甲组织加以编制，平时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农闲时练习武艺，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    另外，王安石还编篡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变法的影响和失败　王安石变法，在富国、强兵及发展生产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也扭转了宋王朝衰败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加上改革派内部出现了分歧，王安石不得不两次辞去相职。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去。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于是，变法运动完全失败。    二、北宋末年的黑暗统治和农民起义    宋徽宗在位期间，是北宋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宋徽宗荒淫腐朽，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等人，无恶不作，肆意增加赋役，卖官鬻爵。又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应奉局，一时"花石纲"横行，使东南人民备受残害。统治集团还滥发纸币，致使物价飞涨。    宋徽宗还设"西城括田所"，以括公田为名，对民田大肆掠夺。于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方腊利用摩尼教组织群众，在江浙地区领导了北宋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了两浙首府杭州等六州六十多县，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在北宋军队的镇压下，次年四月，起义军失利，方腊被杀害。    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出没于河北、京东、淮南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军镇压方腊起义后，又消灭了宋江起义军。但此后各地的农民起义仍很活跃，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第三节 北宋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的发展和客户地位的提高    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如龙骨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广泛使用。宋政府还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先进的"踏犁"。北宋农民精耕细作，也很注意施肥。当时，水利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其中如兴修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及福建莆田县（今属福建）的木兰陂，疏浚西湖等工程，规模都很大。　　北宋时期，很重视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如宋真宗时从福建取优良的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北宋时，农民因地制宜，开垦了大量的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当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明显超过唐代水平。　　茶树、桑、麻、棉花以及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突出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集中的种植区域和专门的种植户。    客户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在分成制下，地主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往往监督客户（即佃客）劳动。在定额制下，地主对客户的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虽在各地有所差别，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向减弱的方向发展。客户通常可以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也可自立户名，成为国家的税户。    二、手工业的进步和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突出的进步，不仅作坊的规模和分工的程度超过了前代，而且生产技术明显提高，产品的质量、种类及数量都获得改进和提高。在北宋，手工业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部门：    制瓷业　北宋的瓷器，无论在产量还是技术上，都极大地超越前代。当时以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的产品最为著名，号称五大名窑。宋真宗景德年间，在饶州新平（今江西景德镇）设官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北宋时期，瓷器大量运销国外，享誉四海。    矿冶业　北宋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如徐州（今属江苏）的利国监，有３６冶，矿工约四千余人。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一带盛产铜、铅，生产者人数更多。宋神宗时年产铜达七千多万斤，银一百多万两，产量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造船业　北宋时，造船水平很高。如宋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神舟"，据估计载重量约为1100吨。北宋海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特点。隔舱防水设计，是宋代造船业的首创。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纺织业 北宋丝织技术很高。如河北定州的缂丝，可以织出异常美丽的图案。而当时的薄缣，每匹不过四两重，望之如雾。另外，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盛产麻布，并有许多畅销产品。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迅猛发展。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今属福建）、四川眉山（今属四川）都是印刷业的中心。国子监刻印的书籍，后人称为"监本"；民间书坊刻印的书，后人称为坊本。北宋造纸的工艺水平很高，当时有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治所在今安徽歙县）的凝霜、澄心及浙江的藤纸等名品。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私营作坊中的工匠多为雇佣工匠，以钱米作为雇值。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属于军队的军匠，也有雇募性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他们不再是无偿服役。    三、商业的繁荣    城市和市镇的兴旺 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同时，北宋城市中商业店铺的营业时间也大大延长，突破了以往"暮鼓晨钟"的限制。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商店、旅舍、货摊林立。营业时间大大延长，还出现了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如大相国寺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市内还有酒肆和茶楼以及"勾栏"等娱乐场所。《清明上河图》对此有形象的反映。    北宋时，城市外围的草市更加发展，而农村中定期开放的集市也相当普遍。有些草市或集市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还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    商税与专卖 北宋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负责征收商税。宋朝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    北宋王朝对盐、茶、酒、矾等实行禁榷制度，即专卖制度，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这种制度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熙宁六年（1073年），铸币达六百余万贯，远远超过唐朝的最高数。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    公元十世纪末叶，成都出现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这也是中国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宋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因大量印发，遂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第四节 辽、夏的兴衰   　一、辽    契丹的兴起及建国 契丹族是鲜卑族的分支，在四世纪前期已见于记载。唐前期，在其地设松漠都督府。以后，契丹族逐渐强大。    907年，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可汗。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耶律阿保机创建了以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为骨干的契丹军队，同时，还创制了成文法律和契丹文字。    耶律德光时期，契丹统治区域扩大至大漠南北和长城以内。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在中央设置南、北面官的统治体制。南面官依据"汉制"统治汉人及渤海人；北面官以"国制"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辽朝在草原地区实行部族管理，在其他地区则逐渐实行州县管理。还有一种"头（或作"投"）下军州"，是由辽的宗室、大臣和立功的首领，以其掌握的人口设置的。头下军州的户口，一面依附本主，一面依附辽政府。以后，随着辽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加强，以往的头下军州，逐渐被收归中央管辖。    辽经济的发展 契丹统一中国北边广大地区后，出现了各族杂居的局面，加速了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辽朝时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同时，农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即使是辽东一带，也号称"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    辽朝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其中冶铁、纺织、陶瓷等行业较为发达，这已从文献记载及大量的考古发掘得到了证明。    契丹不仅同南方政权以及西北的西夏、高昌、于阗、回纥等都有贸易往来，而且还与日本、高丽、新罗、波斯、大食等国通商。    辽宋和战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灭北汉后，乘胜北伐幽州（今北京市）。由于宋军连续作战疲乏，最后在高梁河一带大败而归。此后，辽兵时常南下骚扰。　　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再度分兵三路北伐。最初，宋中、西两路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随后宋东路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被契丹主力打败。宋太宗急令宋军撤退，并命潘美、杨业统率的西路军护送百姓内迁。杨业孤军奋战，最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    通过高梁河与岐沟关两次决战，契丹在军事上掌握了极大的优势。1004年（景德元年），辽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之间基本上消除了战争。    二、西夏    党项的崛起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唐末，党项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因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李姓，据有今陕北一带五州之地。    宋太祖时，党项曾经入贡。以后，党项酋长李继迁时叛时降。李继迁死后，子德明与宋议和。德明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力量，先后向西攻占了回纥的甘州（今甘肃张掖）和凉州（今甘肃武威）。德明死，子元昊即位，其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在今甘肃敦煌西），南接萧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南），北控大漠。    西夏建国 元昊即位后，注意吸取汉族的统治经验，仿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中央、地方组织。又设学校培养人材，并仿照汉字创造西夏文字。    1038年（宝元元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    西夏与宋的和战从1040年（康定元年）开始，西夏与宋不断发生战争，多数战役都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宋中央采取范仲淹的建议，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政策，并争取边境各族人民，共同对付西夏。西夏虽不断取得胜利，但长期的战争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失去了宋朝每年给予的岁币；加上灾荒不断，物资缺乏，人民厌恶战争。西夏统治者终于又向北宋妥协，订立"庆历和议"。　　西夏的经济　西夏畜牧业和农业并存。如甘州和凉州水草丰美，有发达的畜牧经济；河套地区则以农业为主，"地饶五谷，尤宜稻麦"。    西夏境内，制盐业发达，青白盐是西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西夏还设置文思院，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其中毡毯业最著名。此外，西夏冶铁技术也有进步，如兵器制作十分精良。西夏与宋、辽以及西域诸国保持着贸易往来，还设立通济监，铸造了大量的钱币。    三、大理    937年，白族起义首领段思平推翻了大义宁政权，建立了"大理"政权。    大理政权以洱海（今云南大理）地区为中心，境内主要居住着白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它承袭了南诏的一切制度，进行封建剥削和统治。其农业和手工业已相当发达，与北宋保持密切的商业交往，对开发西南地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五节 南宋、金的和战及社会经济   　一、女真的兴起和建国    女真族是中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十世纪初，女真人大多附属于契丹，其中生女真完颜部势力较大。十一世纪中期，完颜部声势日益壮大，逐渐统一了女真诸部。    1113年（政和三年），阿骨打成为女真部落联盟酋长，开始反抗辽朝奴役的斗争。1114年秋，阿骨打带领军队先后大败辽兵，陆续攻占辽朝边境州县。    1115年，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阿骨打在扩充军队的同时，实行了猛安谋克制度。按规定：以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猛安谋克户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出战，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    二、辽、北宋的灭亡    辽的覆灭　辽朝在天祚帝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集团因内讧而大为衰弱。    当辽朝在女真人的不断打击下，实力更加削弱之时，北宋派人渡海到金国，相约夹攻辽朝。史称"海上之盟"。    1122年初，金兵攻下辽的中京、西京等地，天祚帝西逃。不久，童贯等领宋兵北伐，但兵败溃散。十月，宋军再度攻燕京，又被辽兵打败。金兵南下，轻取燕京。1125年（宣和七年）二月，辽天祚帝被俘，辽亡。    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兵到伊犁、锡尔两河流域间，自立为王，建立了国家。史称"西辽"、"哈喇契丹"。    北宋的灭亡　辽灭亡后，宋统治集团对金朝寄予幻想，没有加强国防力量。1125年十月，金兵两路南下，宋徽宗传位赵桓（钦宗），自己逃往南方。金东路军很快包围开封。    北宋统治集团分化为抗战派和投降派，宋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屈辱求和，企图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抗战派首领李纲反对求和，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开展保卫战。金东路军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后，抗战派遭到打击，李纲被迫离朝。靖康元年（1126年）秋，金兵再次两路南下。金东西两路军合围开封，最终攻陷开封。    金军于1127年四月初撤兵，押走包括宋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史称"靖康之难"。金北撤之前，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灭亡。    三、南宋的建立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南宋的建立 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继皇帝位，改年号为建炎。南宋建立初，起用李纲为左相。李纲支持河北、河东军民抗敌，并推荐宗泽留守开封。但仅仅75天，李纲就被罢相，宋高宗与投降派对抗战军民进行了压制。    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宋政府南逃后，金军分路南攻。这时，北方出现了八字军、红巾军等等抗金义军的活动。东京留守宗泽也积极联络北方义军，但他的活动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支持，终于忧愤而死。    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1129年十月，金将兀术领兵南下追击，宋高宗一路逃跑。金兵在海上被宋水师打败后，才引兵遁去。金兵北退经过建康（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黄天荡时，受到韩世忠部的拦击。岳飞也率军在建康附近多次打击对手，宰相张浚则在陕西向金兵发动进攻。    1132年正月，南宋朝廷才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安顿下来。以后，南宋决定与金议和，正式下令定都临安。1130年，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统治河南、陕西之地。    四、南宋与金的和战    南宋军民的抗战和"绍兴和议" 建炎四年（1130年）后，金军集中主力向陕西南部进攻。吴玠、吴璘兄弟率领宋军坚持抗战，取得了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之东）和仙人关（大散关西南）大捷。    1134年，岳飞率军收复了襄阳等地。韩世忠在扬州西北的大仪镇打败金兵，驻军淮南。1136年春，刘光世、张俊进军淮上；岳飞则进驻襄阳（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多次发动反攻。    1137年，金朝对南宋采取诱降策略。宋高宗、秦桧君臣不顾抗战军民的反对，与对方订立了和约。    1140年，金朝发生政变，兀术掌权，对南宋发动进攻。但金军遭到各路宋军的抗击，如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取得大捷。六月下旬，岳飞大举北伐，逼近开封。在郾城（今河南郾城）会战中，岳飞给金军以重大打击。与此同时，北方义军纷纷响应。但宋高宗统治集团惧怕大将久握重兵，危及自己的地位，遂命令各军撤退。    宋高宗、秦桧等人为了议和，解除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同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是：其一，宋向金称臣；其二，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其三，宋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和议签定不久，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和岳云、张宪，制造了宋代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采石之战与"隆兴和议" 1149年，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为帝。1161年九月，完颜亮率领号称百万之师，分四路南下。    金兵在南下的过程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同时，北方的反金活动不断高涨，金东京留守完颜雍（金世宗）也乘机称帝。十一月，完颜亮指挥军队从采石渡江，被宋水师打败。完颜亮被部将射杀，金兵北归。    1162年，宋高宗传位宋孝宗。宋孝宗起用抗战派，主持北伐。但北伐很快失利，主和派又得势。1164年，宋金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其主要条款为：其一，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其二，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银绢各十万两匹；其三，维持绍兴和议时期的疆界。    "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南宋权臣韩侂胄趁金削弱之际，进行北伐。不久，宋军大败。史弥远等主和派杀死韩侂胃，与金议和。嘉定元年（1208年），双方签定"嘉定和议"。其主要内容有：其一，双方世为伯侄之国；其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其三，疆界与以往相同。    "嘉定和议"之后，南宋出现了权臣史弥远长期专政的局面。南宋和金的统治日趋腐朽衰落，漠北的蒙古势力则不断壮大。    五、南宋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农业的发展 南宋时期，水利事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同时，农业生产技术也有进步。南宋圩田面积进一步扩大。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产量提高。当时，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南宋时，植棉区从两广和福建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也有所增多。    手工业的发展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如苏州（今属江苏）等地的官营织锦院，规模宏大，品种繁多，产品精美。同时，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这也可从出土的棉毯得到说明。    南宋制瓷业规模宏大，技术进一步提高。浙江龙泉（今属浙江）所产传统青瓷，为当时精品。景德镇已成为著名制瓷中心。    南宋造船业继续发展。1974年，在今福建泉州发掘出一艘南宋海船，其载重量在200吨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它竟有多达13个船舱。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    南宋时期，造纸、印刷以及火器制造等手工业部门，也都相当发达。    商业的繁荣　南宋临安也是当时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商业很繁荣。此外，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成都、建康、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江陵（治所在今湖北沙市）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市镇、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    南宋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收入远远超过北宋时期。南宋与金之间则保持着边境榷场贸易。而双方民间私下的交易更为频繁。    南宋时期，货币铸造供不应求。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但南宋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贷膨胀后果。    社会矛盾的激化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其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而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又比北宋苛重。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南宋时期，国土缩小，但因军费及输纳给金朝岁币的负担，反而使财政支出扩大。于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 "经总制钱"、"月桩钱"、"卖纸钱"等等，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地主阶级也把赋税负担转嫁给农民，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局面。社会矛盾的激化，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南宋时期，先后出现了钟相、杨么、赖文政、李元砺、陈三枪等等领导的起义。各地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出现，沉重打击了南宋的黑暗统治。    六、金朝的经济和各族反抗斗争    女真族的封建化　女真族的封建化，大约从金太宗时开始，在金世宗、章宗之际完成。封建的租佃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女真贵族转化为地主，奴婢及二税户获得解放。    金统治者仿辽、宋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在中央设尚书省，下分六部。在地方沿袭宋朝的路、府、州、县制度。财政方面也大体依照宋朝制度，对土地收二税，对人民按财产征物力钱。    北方经济的恢复　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劳动，北方农业逐渐得到恢复。一些地区单位面积产量大致接近北宋时水平。近年来，在东北地区出土大量金朝铁农具，种类繁多，表明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已得到改变。    在金代，手工业生产如陶瓷、矿冶、铸造、金银制造、造纸、印刷等都有了恢复和发展。    商业活动也逐渐活跃，城市经济获得恢复，与南宋以及西域的保持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各族的反抗斗争　金统治者不仅大量强占农民土地，而且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十分繁重，于是，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金朝中叶以后，就不断爆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金朝后期，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愈加激烈，其中红袄军起义的声势最大。第六节 两宋时期的中外交往　　一、两宋海外贸易的发展    两宋时期，由于传统丝绸之路受阻，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北宋初，在广州（今属广东）设置市舶司。以后，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泉州（今属福建）以及密州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市舶司、务。南宋时，除密州丧失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今属浙江）、江阴军（治所在今江苏江阴）两处市舶务。    宋代的市舶机构对外贸进行管理。商船须向市舶机构申请、具保，才能出海贸易。外国商船进港口后，也必须向市舶机构办理手续，接受检查。市舶机构通常征收进港船只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称"抽解"。另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称"博买"。南宋还在口岸开设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有来远驿等。    由于两宋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加上政府的奖励措施，使海外贸易相当活跃。当时，中国与亚非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保持了通商联系。    二、宋朝和朝鲜的交往    北宋统一后，与高丽保持密切的关系。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金器、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多次派使臣出访高丽，并向高丽赠送各种货物，还屡次派太医前往传授医术。两国间除存在官方贸易外，也有频繁的民间交易。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影响颇大。    三、宋朝与日本密切的交流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以及文具等。两宋时期，铜钱也被大量输往日本。当时，各种雕版书籍不断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以及印刷事业，产生很大影响。    南宋时，日本僧人荣西曾两度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以及饮茶习惯带回日本。四、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交往    两宋时期，与今天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柬埔寨、缅甸和印尼等国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中国的文化和产品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两宋时期，中国和南亚的印度等国，也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阿拉伯地区继续与中国保持频繁的贸易交往。当时的广州、泉州、扬州，都是阿拉伯商人经常往来和居住的地方。阿拉伯人把自己的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包括造纸术、炼丹术、火药及指南针在内的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在今天东非海岸的一些国家，发现了许多宋代的钱币和瓷器，这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往的证明。    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是当时中外交流的重要资料。第七节 宋辽夏金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思想    　　宋学 汉代以来，注重儒经注疏、章句训诂长期占据儒学的主导地位。入宋后，儒学发生变革，开创了融合佛、道思想，具有思辩哲学的新儒家学说。被后世称为"宋学"。    北宋时期，宋学先驱者为胡瑗、孙复、石介所谓"三先生"。以后，李觏、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及司马光等人都提倡新说，推动了宋学的发展。特别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理学最初是宋学中的一支，因突出围绕"理"的范畴讨论，而被称为理学，后又称"道学"。至南宋时期，理学逐渐兴盛。    理学的鼻祖为北宋中叶的周敦颐。其代表作是《太极图说》。    程颢、程颐兄弟对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二程思想的核心是"理"或"天理"。其主张主要为：第一，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第二，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三纲五常就是"理"的体现；第三，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等等。他们还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的命题。其著述有《二程遗书》传世。    张载也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和程朱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张载特别强调"气"，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一切存在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因此，张载的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其代表作有《正蒙》等。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利用了北宋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是孔子以后在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著述有《晦庵文集》及《朱子语类》等。    南宋时，著名理学家还有陆九渊。陆九渊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认为伦理纲常是人所固有的本心，所以主张"存心"、"去欲"的德道修养方法。    南宋反理学思想家　在南宋，与理学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有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他们都反对空谈义理性命，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史学    《资治通鉴》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之久，主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 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资治通鉴》取材丰富，考证详密，史料的真实性胜过许多正史。但该书的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经验及教训，所以大部分篇幅与历代治乱成败有关，而较少记载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    《通志》 是南宋史家郑樵撰写的史书，共200卷。其主要贡献在二十略，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而记述历代君臣事迹的本纪列传多抄录旧史，价值不大。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史家袁枢编著的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往的编年和纪传二体史书，各有缺点，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袁枢借鉴编年和纪传二体各自的优点，对《通鉴》进行改编，列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自为起迄，故名"纪事本末"。    其它重要史学成就两宋私家修史之风很盛，其中突出的成就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今本520卷。该书取材广博，考论详悉，专记北宋九朝史事，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著作；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专记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诸事，史料价值很高。    志书与金石学　两宋时期，志书成就颇大。其中突出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全国性的志书；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陈傅良的《淳熙三山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二十卷，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地方性志书。此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开封城的情况；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专记南宋杭州的状况，也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两宋时期还产生了金石学。主要著作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遵的《泉志》以及洪适的《隶释》等。    大型类书　北宋编纂的大型类书，主要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号称四大类书。南宋时，王应麟编纂的《玉海》则较为突出。  　 三、文学艺术  　宋词　两宋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新兴的词。在宋代，由于封建租佃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源于民间的词遂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宋代词人很多，创作的作品数量巨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柳永，是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词人之一。其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风行一时。　　苏轼，既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他的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雄浑博大的意境，表现出豪迈奔放的精神追求。    李清照，是南宋初年著名的女词人。她的词以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著称，为婉约派的代表。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和词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他的作品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愤情绪，对统治者的屈辱政策及百姓的生活疾苦都有深刻的描写。    辛弃疾，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和开一代词风的杰出词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苏词的豪放风格，吸取了丰富的民间语言，笔力雄健，风格多样，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话本小说　在宋代，随着城市的日趋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生活需求的"话本"有突出的发展。宋代话本的内容，包括说经、讲史及小说，其中以小说影响最大。    流传至今的宋代话本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对元明时期章回小说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戏曲　宋金时期，戏剧艺术也相当盛行。从出土的金代戏剧壁画和戏台模型来看，当时的戏剧已成为成熟的舞台艺术。宋代也流行傀儡戏、皮影戏和杂剧。其中从唐代参军戏发展来的杂剧，角色增加，情节更为复杂。　    宋代还有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也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前身。在宋代，南方各地则流行着各种唱法的地方戏，总称"南戏"。    在金统治区域内流行的是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称诸宫调。它不只用同一宫调中许多不同的曲调组成套数，而且许多不同宫调、套数编缀成一个长篇故事。    绘画　北宋时期，绘画成就巨大。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马远、夏珪等人，都是闻名于史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宋徽宗虽是一个昏庸君主，但酷爱书画。他的作品以花鸟画为上。其瘦金体书法也独具一格。    北宋的李公麟，以画马和画宗教人物故事闻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宋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南宋时期，成就较大的画家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四、科学技术    活字印刷术　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印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火药及火器的应用　两宋时期，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北宋时，官方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手工业作坊。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更有大量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程序的记载。    北宋时，已经可以制造燃烧性和爆炸性的火器。到南宋，更发明了管状火器，并应用于对蒙古军的作战之中。这是世界上枪炮的鼻祖。    指南针应用的广泛　两宋时期，指南针的应用相当普遍，已掌握了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此外，在指南针的装置上也有很大的改进。著名学者沈括还最早发现了地磁偏角的现象。    在宋代，指南针也已经应用于航海之中，对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筑技术的进步　宋辽夏金时期，在建筑技术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就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文献。    建于宋代的开封铁塔、金代的北京卢沟桥等，都是当时建筑的杰作。    医学的进步　宋初编修的《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一百多种；北宋末年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更新增药品达六百数十种。    南宋人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系统地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对后世法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北宋针灸学家王惟一统一了针灸穴位，用铜铸成人体模型，刻划经穴，标注名称；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使学习针灸者能正确掌握俞穴部位。    天文学及数学成就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配合写成了详细的《新仪象法要》，记述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反映了当时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    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在著作《数书九章》中，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当时叫做"大衍求一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解法的人。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多已失传，在保存下来的他的名著《梦溪笔谈》（30卷）中，记述了北宋及其以前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广泛的领域。    沈括曾支持天文家卫朴编修了先进的《奉元历》。他还提出了实行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以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沈括的科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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