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日本教习是清政府师法日本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建立后，教师非常缺乏，开始大量聘请外国教习。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聘请的教习以欧美等国为主，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他们执教于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担任实业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和日语的教学，分布也极为广泛。据1909年7月统计，405名日本教习分布在直隶、四川、江苏、广东等20个省区，其中，在高等学校执教的占80.9％(405人中，在大学堂、师范学堂等高等学校执教的328人)，保证了当时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课程得以顺利开设，对缓解当时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教习的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日本教习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水平十分高。如，管学大臣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聘请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文学博士服部字之吉、法学博士岩谷孙藏、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教授代家谦曹等教习，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师范高等学校的前身)先后聘请80余名教习，其中日本教习约30人，这些日本教习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而聘任，有经验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 有些人在日本没有固定职业或根本没有职业，来华的目的只是为了淘金，如河南高等学堂聘请的三宅善代太，“到堂二年余，所授仅日本俚语，未免进步太迟。况该教习乃冈山县寻常师范出身，以之担任高等理科，其庸有当乎?”更有甚者，酗酒、打架、挑起争斗和事端，品质恶劣，不堪人师。日本教习出现的问题与聘任过程有很大关系，针对这些问题，为加强管理，保证教习的质量，清政府改变了日本教习的聘用方式，由开始时的学校单独进行改由政府统一雇聘，而且加强与日本的联系，由日本帝国教育会负责来华教习的遴选和培训。 从整体上看，日本教习在清末高等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四、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大部分来自日本 教科书是高等教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教学过程的物质基础。清末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高等学校大量开办时，必需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张百熙奉命承办京师大学堂后，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 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科书；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05年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 模仿日本建立的高等学校教科书翻译、编写体系，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对保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