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警车为平民开道，在警车开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尽可能精确处理以减少扰民。这种进步，其思路上的转变、行动上的复位，值得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以民意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轨。
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今年“春运”期间将为驾乘摩托车集体返乡农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改变过去一有突发情况就封路的陈旧工作方法。对于这样温馨、人性化的“警车开道”，公众举双手欢迎。 在中国，“警车开道”已成一种病，深入机理积重难返。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历或目睹过类似场景：繁忙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突然后面传来尖厉的警车呼啸声，并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穿透并刺痛你的耳膜——“车号是多少多少的让开，有车队要过”……对于长期以来过滥的警车开道，公众早有怨言。 固然，在某些情况下，警车开道有其必要性。国家法律早有严格规定，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使用警车开道：一、在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二、国家领导人出行、外国首脑来访。对于上述两种警车开道，作为授权给公权部门的公民，也早有思想准备并能够充分理解。 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相当大一部分警车开道毫无必要甚至涉嫌滥用公权。最新鲜的离谱举动莫过于最近北京交管局为那英警车开道取戏服一事，这一有悖公权运作共识的举动，实在是一种讽刺。当然，也不能光骂那英，到某地投资的大款、下基层视察的小官吏、“莅临”某市演出甚至“走穴”的明星们，甚至甘肃贫困县的 “风水巨石”，不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吗？ 泛滥的警车开道，对享受其待遇者，是一种“谬赏”。但很遗憾，像许为平先生这样因北京“两会”期间警车为自己开道而“深感不安”者实在太少。绝大多数“受此殊荣”者并无不安而是受之泰然，并伴以虚荣与自豪感，比如艺人那英，就在事后发表微博自爆此事以示炫耀。 动用警车为“不够格者”开道，是一种公器私用。很显然，不少情况下的警车开道是习惯性的主动媚权，有时也可能受到各种现实压力而不得不从，但从本质上说，均可称为“监守自盗”——僭越、盗用了公民对警察部门动用警车的授权范围。对此，如果缺乏一种问责机制而始终只限于舆论声讨，显然永远无济于事。 超越正当需求的“警车开道”，至少暴露了三种“社会病”和“官场病”。其一，特权文化的强大惯性。很多人平时大骂别人警车开道，一旦自己有幸被警车开道，又喜形于色直呼好爽，正是这种群体性心理助长了警车开道歪风。其二，衙门习气的沉渣泛起。自古官府出行就要鸣锣开道，小民须肃静回避，如今部分官员高高在上不闻黎民疾苦，随意给自己或“朋友”出动警车开道便成自然。其三，权力授受关系的紊乱。开道者和被开道者都忘记自己权力来自何方，只知乌纱是领导给的，眼中没有公共利益和群众看法，对警车使用权限缺乏基本的敬畏。 所幸，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共识，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警车为平民而开道，比如青岛警车为载有临产孕妇的出租车开道，湖南警车为病危的儿童接力开道，广州阿Sir驾着“铁马”风驰电掣送迟到考生去高考考场；同时，越来越多地方在警车开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尽可能精确处理以减少扰民。尽管，相对于一种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现象，这些还只是一种有限的进步，但其思路上的转变、行动上的复位，值得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以民意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