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晓燕
摘 要：在文学的领域里，抄袭应当被装扮成“互文”吗？学者们的声音应当取代法庭裁决吗？加拿大学术界与司法界对互文或抄袭的看法是一致的吗？《马可福音》说“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何谓“抄袭”，何谓“互文”，还是留交法庭决定吧。
关键词：文学创作；互文性；抄袭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6-0077-05
本人既非学者又非律师，仅仅是位定居加拿大的作者与读者，但我却愿意怀着学习的心情来探讨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过去百年来，不仅科技的研究突飞猛进，艺术文学的突破也令人刮目相看，正值此时，抄袭却
成了学术与文学界的一个重大议题。一篇阿古斯特·寇理（Augustus M. Kolic）在1983“学院英语”（College
English）中写的“抄袭——有道理的一条虫”（The worm of
reason）中，陈述了以下的看法：“……那条叫抄袭的虫子，毁掉了学术研究与推理过程的果子，并饿死了孕育这具有独创性研究的种子……”。①
2011年6月1日，加拿大约克大学徐学清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细说世界文坛抄袭三大案——文学创作中的抄袭与互文性》的文章。若我没解读错误，徐教授
认为，若是作家使用了他人的创作，只要窜改了形式，即使保留了实质内容，就不算抄袭。她说，备受争议的加华作家张翎没有抄袭，因为“张翎作品中的结构、人
物、语言完全是独创的……当然……任何一部文本都不是封闭的，孤立的……张翎自然而然地受到文学前辈和同辈作品的影响”。②
上述争论不免让我
想到，当年在加拿大国税局担任反避税官员时，我经常与不同的税务律师争论“实质与形式”的问题。有些纳税人为了躲避纳税，常将公司作形式上的改变以达到逃
漏税的目的，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根据拜伦商业字典（Barron’s Business
Dictionary）的说法，“实质是事实或重要的某些基本部分，实质与形式不同，它必须遵守法律，或遵守技术的风格与顺序”，③拜读了徐教授的大作，
不免让我产生疑惑，难道在文学的领域里，这原则行不通吗？
徐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作品的互联关系解释为‘互文性’，
即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观念，阐述的是文本之间的关系，后被广泛用于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
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它由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所创，最著名的是她在
《字词、对话、小说》（Word，dialogue，novel）一文中提出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的论断，‘互文性是文本的基本属
性，没有文学作品的互相影响，渗透，转化，也就没有文学的发展’。”
马力安·维柏斯特在英国出版的百科全书（Merrian
Webster，a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ompany）对互文性的定义解释如下：“一篇文章以其它文章的文本为基础，来创造这篇文章文本的复杂关系……”，④容我将上述百科全书的定义用通俗文
字重述一遍，那就是“当你拿其他作者的文本当基础，搅合一些自己的文字，同时/或者加些其他作家的文本，便说那是你的创作，这就叫互文性”。以此类推，这
有书卷气的“互文性”名词，也可被视为“被容许的抄袭”，长久以来，这种“互文”，在学术界引用是很普遍的现象。
徐教授又指出，克莉丝蒂瓦不
仅是后现代主义大师，还是“互文性”这名词的创始者，这点，我不同意，其实这“互文性”的手法，早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就存在了，不是有句古话说“天下文章一
大抄”吗？而“互文性”这名词看起来十分带有书卷味，实质上指的不过就是“合法的抄袭”罢了。古时候，没有著作权法，自然就遑论抄袭有罪了。
那年头，许多才气纵横的穷困文人，加上口若悬河的说书大师，及缺少娱乐的听众们比比皆是。于是就在有了《石头记》，有了《情僧录》，有了《风月宝鉴》，有
了《金陵十二钗》这些书后，终于在曹雪芹的“互文”下，将那些书重组，写成了《红楼梦》，而为文坛带来了丰硕的果实。⑤至于《西游记》，却是明代文学家吴
承恩的巨著，由于他少年时，喜欢听神话故事，就将唐僧取经的历史行踪，结合了民间故事与戏曲，加上佛学经典，就写下这本巨著。再说《水浒传》，那是一部由
北宋末期，历经两三百年的作品，包括了许多民间故事与传说，诸如“花和尚”与“武行者”等，再加上“宋江起义”，到了明末元初，又经施耐庵等人互文而成。
至于《三国演义》则是罗贯中根据历史《三国志》互文而成的巨著。因此，当徐教授将创造“互文性”这概念的荣耀，归给了克莉丝蒂瓦，却不提起我们历史上那么
多文坛大师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对不起中国历史，也对不起那些杰出的文学大师们的。
西方有些学者因为圣经新约中的章句有些来自旧约圣经，便称新旧约有“互文”的先例，有人或许会认为，既然连圣经都能“互文”，何况文学呢？
没错，互文性的例子在圣经中比比皆是，因为“新约经文是自旧约经文及旧约的书籍，诸如申命记或先知书或创世纪等中的纪录引述而来”。⑥另有神学家指出，
“旧约为教导新约及其中叙述的情况垫下了基础，圣经是渐进性的启示，若是跳过任何好书的头一半，再想看完它，在了解人物情节及结尾是会有困难的。同样，当
你看到事件、人物、法律、祭拜的制度、契约，及旧约圣经中的应许，你才能完全了解新约”。⑦圣经属于宗教类，《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中说，“所有
经句都是神的默示，以便利教导人们在生活中知道甚么是对，甚么是错，当我们犯错时，改正我们，教导我们走对的路，神利用这来预备祂的子民作各样好事”
（《生活运用研习圣经》Life Application Study Bible）。
因此，新旧约圣经是由同一位作者交错编织的，那就是神
自己，目的是要激励所有读者，敬畏神，敬畏救主，要爱祂，要与祂同行，要尽心尽意地服侍祂（请参阅申命记10章1节），以宣扬福音。我们因此是被神，那位
圣经的作者授权，来互文/抄袭祂的著作，目的是为服侍祂。当我们引用圣经时，我们不需神另作书面同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尽量引用。
明显的，新旧约圣经中的例子，与徐教授所说的“互文性”不同，徐教授同意罗兰·巴特在1973年百科全书撰写名词定义说，“每一篇文本都是循环回复的
引用中的新的肌体”。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徐教授也引用了三个案例来说明“互文性在文艺创作中不是抄袭”。她鼓励作家们不须客气，尽管向其他作家已出版的
书籍中取材，她说，“它们可以被公众共享，借鉴，充实，发展，完善”，并举出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Swift），伊恩·麦克伊文（Ian
McEwan）及丹·布朗（Dan Brown）三个案例来说明自己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