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理解职业教育的现状，以及预测和控制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研究这一理论问题更是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但是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许多误区，因此要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首先必须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 这里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以表达本研究在方法论上转变的深度与广度。原有研究范式在下列几方面存在根本缺陷。 以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的研究，其着眼点往往在于这些因素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而不是职业教育问题，当然也不是政治、经济等问题。这显然是受了“规律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的影响。 这种研究范式，容易把研究者的目光投向职业教育问题以外，而不是职业教育问题本身，这就难免使得其研究结果缺乏应用价值。因此，本研究在方法论上要突破的第一点便是从“以关系为焦点”，转向“以问题为焦点”。但是，职业教育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比如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规模、职业教育课程等。对不同的职业教育问题而言，对它产生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具体因素是不相同的，其作用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因此，笼统地以“职业教育”为核心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仍然是不够的，而必须进一步深入到职业教育中的各个具体问题。本文拟选取职业教育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规模、职业教育课程为对象进行研究。以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的研究。往往都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认为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线性的，即认为前面的原因只会导致后面唯一的结果，井且这种因果关系是孤立地发生的。 比如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充。但问题是，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和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有了很大发展，而职业教育规模却小了很多，如何解释？另外，美国的经济水平远比德国发达，但为什么美国的职业教育不如德国发达？显然，传统的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事实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并非线性的： 每一种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都有多种可能性，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每一种因素最终的影响作用，不是取决于它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作用的性质还要取决于已有的职业教育自身的状况；要充分考虑到偶发因素的作用，因为它虽然是偶然的，但却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认为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作用是固定的，其中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规律，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努力揭示这一规律，以便一劳永逸。用现在所流行的话语来说，这就是现代主义所努力追求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且不论是否像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那样，“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试在这些因素与职业教育之间建立一种固定的、确定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即使打破线性的分析方法，采用交互分析的方法也是如此。如果一定要寻求确定性的话，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获得“它们对职业教育是有影响的”这一毫无实质意义的命题。 事实上，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能够获得的，只能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 以往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往往是直接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追求宏观规律；似乎这种影响作用是直接发生的，完全排除“人”在其中的作用。这是一种不见“人”的研究。 |
